中国经济黄金五年的秘密(2)

　　房地产和汽车这两大产业，2007年累计销售4万多亿元，成为带动中国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并与地方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相叠加，共同带动了上下游矿山、冶金、机械、水泥、建材、煤炭、电力、石油石化等庞大的重化工业持续快速的投资和产能扩张，引发了中国经济自建国以来第二次重型化，使得重化工业超越轻工业，在过去五年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引人注目的是，多数人在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和投资而忧心的时候，中国的消费增长，却连年高增长，从2003年的9.1%，攀升到2007年的16.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1年之后首次超过投资。

　　这并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普遍拉升了中国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幅度甚至在50%-100%之间，而政府取消农业税和大量支农补贴的到位，同样显著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

　　从更广阔的意义而言，1994年后财政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力不断提升，2002年到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从4000亿元增长到近万亿，翻了一番多，使得原先濒临破产的内地基层政府财政得到保障，有力稳定和提高了内地公职人员的收入，极大提高了内地的购买能力。

　　正是中国经济的重型化和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以及与之相应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现了与前25年截然不同的增长动力。这就是黄金五年的全部秘密。

　　增长的影响

　　黄金五年的新增长，开始改写中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

　　首先是整个经济的重型化。在长三角这个中国最主要的经济中心，重工业已经成为江浙两省的主要增长动力。曾经的轻工城温州，在本轮经济增长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悄然变身重工城。

　　2003年以后面临土地、劳动力、电力供应不足，遭遇退税政策的夹击之后，电子信息、装备机械、汽车及其部件，甚至冶金等，已经逐步取代轻纺，成为长三角新的增长动力。而县域经济中大批几千万、几个亿产值的民营企业，正在忙着升级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与大型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自己的研发队伍。

　　毗邻发达地区的皖、赣、桂、苏北、河南等地，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的新天堂。在这里，他们正在依靠强大的地方政府，复制着1990年代后的苏州故事。

　　而四川、重庆、陕西等老三线重工城，以及东北三省广泛布局的重工业，也包括湖南湖北，则在中央的区域扶持政策下，走出了1990年代末期的萧条，他们也没有忘记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分得一杯羹。

　　在能源大省，山西、内蒙古和陕北取得了令人敬畏的增长，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经济位次迅速提高。他们一边大发资源财，一边千方百计延伸着产业链，大力发展电力和重化工。

　　在这些地方，无数的小矿主要么被强大的国家资本挤走，要么通过矿权改革逐渐登堂入室，而那些煤炭、电力方面的央企、省企大鳄们，则以无比的气势，主导了这里的资源和产业延伸。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场黄金增长。虽然很多农民异口同声地对中央领导进行赞扬，但那些2000年以后在城里工作的年轻白领们，则在网上把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骂得“狗血喷头”，艰难的就业、疯狂的房价和几乎没有增长的工资，朝不保夕的工作，让他们安居乐业和过小资生活的梦想破灭，被剥夺感强烈。更多的人则对教育、住房、医疗等改革牢骚满腹，这迫使中央政府开始重建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

　　青年人在网上发起了“不买房运动”，但还是抵不住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一路飞涨。现在，1990年代之前曾经被很多年轻人鄙视的公务员，已成为他们的理想工作。而另一部分年轻人，只能靠“啃老”过活了。

　　2007年的太湖蓝藻危机，使得这场增长的环境代价让全国人反思，但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山西晋祠难老泉已经不再自然出水——山西煤炭的开采，已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在中国各地，因为污染爆发的社会冲突，与由土地拆迁引起巨大利益冲突一起，已成为中国群体性冲突的主要形式。

　　中央政府早就意识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能再继续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对能耗、环境的强调，已经成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新尺度，并开始逐渐被分解到各级官员考核指标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在权力、资本的利益同盟面前，常常被局部化、短期化的公共决策，使得“建立和谐社会”的国家战略，能真正被执行吗？正在进行空间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中国经济，能获得一个稍长时间的平稳内外部环境吗？

　　四成美国人对中国经济领导力的信心，反证了美国次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