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进入新阶段 货币从紧走向十字路口(2)

　　为什么这样说呢？

　　2001年左右的中国市场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全流通这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投资者头上，成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管理层功利性的取向使政策市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压股市时可以有十三道金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刺激股市时同样可以有“5·19”行情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因此，中国股市的走向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是完全背离的，暴涨暴跌成为至今都没有药方的顽症，中国的股市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牛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熊市，有的只是猴性十足的猴市。

　　水皮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初始，中国股市当初的猴市特征越来越明显，症状也越来越复杂，而最明显的变化则莫过于受外盘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说2008年春节之后第一个交易日沪深股市的跳空低开还可以拿节前的暴涨获利回吐是内因、外盘影响则是外因来解释的话，那么后两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已经和港股一样是完全看美股脸色行事了。2月14日，上证指数一改前日的颓势，跳空高开37点之后高开高走，全天上涨了62个点；但是，2月15日，上证指数不但没有持续14日的升势，反而跳空低开30个点，一度甚至于下跌了100多个点。莫名其妙的上涨，莫名其妙的下跌，原因只有一个，道琼斯的走势使然。中国股市被道琼斯牵着鼻子走，这样的情景不但2001年没有，就是2007年11月之前也没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减速和衰退的担忧，对于中国经济不能不说没有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在心理上的冲击。事实上，道琼斯指数从高位14198点下跌至今不过2000点左右，跌幅最多不到17%。但是，恒生指数的跌幅却超过了30%，上证指数的跌幅更是达到了33%，均超过25%的牛熊分界岭，也就是说美国股市还没有走熊，中国股市已然跑到了美国股市的前面，谁影响了谁？

　　处在危机中心的美国股市反而比远离危机中心的中国股市更坚强、更强硬，只能说明一点，中国股市自身的问题更严重。上证指数围着道琼斯的指挥棒起舞只是表面现象，美国股市比中国股市强也是表面现象，中国股市的弱势才是本质。

　　这种弱势十有八九又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无论是宏观经济的走势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态势都不支持中国股市的弱势。

　　人为因素之一是大小非解禁。股权分置改革从制度上已经完成了，但是落实市场层面的全流通则还有一个过程。2008年解禁的全流通股份是1300亿股，市值相当于3万亿。当然，根据常理，这部分股份，尤其是国有股流通减持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特别是控股股东，2007年国资委出台的三个文件已经把减持的影响减小到了最小的地步，但是再少也有，如果按20%的实际发生率计算，也需要市场提供6000亿的接盘资金，6000亿的规模已经超过2007年全年IPO的规模。

　　人为因素之二是融资再融资的规模，2007年融资额4500亿左右，再融资是3500亿左右，总额相加是8000亿左右。2008年会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大家心中都没有数；管理层会不会考虑到大小非减持的资金需求，大家心中也没有数；大盘蓝筹的圈钱式融资和再融资会不会受到约束，中国平安的巨量融资是不是仅是个案，大家心中更没有数。

　　人为因素之三是创业板。创业板实际上是风险板，适时推出对解决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是有帮助的，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是有推动的。但是，创业板的推出对于资金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年达到500家所需资金不过1000亿，在牛市中不算是个大数目的话，那么在弱势中间就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创业板的推出要不要和主板市场的大盘蓝筹回归和再融资统筹兼顾，会不会出现主板和创业板争夺资金的恶性竞争，投资者没有明确的预期，管理层没有明确的安排。

　　人为因素之四是股指期货。作为双向交易的制度性完善，股指期货的推出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时机也有一个把握的问题，牛市推出助涨，熊市推出助跌。投资者现在必然由此揣摩管理层的心思，是打压指数还是拉升指数？管理层也要考虑，如果股指期货的推出和黄金期货的推出结果一样套牢散户的话，会不会成为大家投资失败的替罪羊，毕竟，股指期货也会分流部分市场的资金。

　　人为因素之五是印花税。2007年的印花税高达2005亿，足够两个创业板的融资金额。同样的资金，去向不同，作用完全不一样，前者加大投资成本，后者助推经济发展。2008年资金面如此紧张，印花税单边征收就可以支持一个创业板，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什么时候才能付诸行动？

　　粗粗算来，2008年按照2007年的不变条件计算，对资金的需求将会达到1.7万亿左右，将比2007年增加80%，目前囤积于一级市场打新资金不过3万亿，又如何能够承受如此的抽血？这些不确定一天不明朗，那么市场就一天不可能转强。

　　宏观经济不支持熊市，融资取向不支持牛市，中国股市也就只能选择猴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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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财政”

　　扩大公共消费

　　专访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

　　本报记者 吴丽华 北京报道

　　进入新年，中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依然高企，防止物价全面上涨任务依然严峻，同时美国次贷危机扩大，美经济下行风险拖累全球市场。美联储降息救市后，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到考验，此时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如何发挥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华夏时报》：2008年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今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基调，但现在人们好像更多的关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重视不够，你怎么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尚希：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很难奏效，而且容易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应该更多地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消费。

　　《华夏时报》：为什么货币政策很难奏效？

　　刘尚希：因为现在货币投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贸顺差过大形成的，必须发行一定量的人民币来对冲外币，在外贸巨额顺差的情况下，很难控制货币供应量，而提高利率还可能使热钱大量进来。

　　《华夏时报》：扩大公共消费的稳健财政政策如何发挥作用？

　　刘尚希：扩大公共消费，能够解决民生问题，还能够带动私人消费，提高国民消费率，矫正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

　　社会最终消费的长期低迷已经在宏观经济中产生了许多问题。

　　财政政策具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双重属性、双重功能和双重作用，以公共消费为切入点，既可以有效地缓解当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三高”经济病，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又能化解一系列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社会公正与公平。

　　《华夏时报》：扩大公共消费的稳健财政政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调控效果？

　　刘尚希：作为政府重要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既可以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内需，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以公共消费为重心，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其实质是转换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从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主要由消费拉动。

　　目前，进一步加快由公共投资向公共消费的转换，应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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