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财政超收根在预算精度不够

吴睿鸫

    我国中央财政去年超收收入超过4000亿元。从今年开始，这笔超收收入将逐步转入下年度预算使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我国将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财政预算管理。（《北京商报》2月13日）

    统计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在财政部编制的预算草案中，全国财政收入预算增长分别为8．4％、10.3％、10％、8.4％、8.7％、11％，而实际增长达17.6％、22.2％、15.4％、14.7％、21.4％、19.8％。两相比较，过去6年，预算增速与实际增速误差达一倍左右，超收收入绝对额也在3000亿元左右。而2006年财政超收收入则达到前6年总和的3000亿元人民币，2007年更是再创历史新高，达4000亿元。

    通过近8年来中央财政超收收入逐年递增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财政预算编制没有及时跟上。换言之，财政超收的一路狂奔，其根子在于预算精准度不够，尤其是最近几年，财政部门提供给人大的财政预算，存在的差额逐年增大，也就是，预算草案中的财政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实现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无形中增大了超预算收入；与此同时，也充分印证了在过去的8年当中，有高达10000亿元的财政收入，游离在人大以及公众监督视线之外。

    令人忧虑和担心的是，对于规范财政超收，仍有制度“活口”——对确需当年使用的超收收入，要根据收入进度情况，提前做好超收收入安排预案。此项规定，仍表明有相当部分财政超收收入，纳入不了预算的盘子。如果说政府把这笔超预算收入，用在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更为民生的领域，以及用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上，公众也都能理解和支持。可是，在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条件下，谁又能保证其用在“正道”上呢？

    要想杜绝和有效管理国家财政超收，笔者觉得，将其纳入下年度预算管理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关健，而解决中央财政超收的重要制度出口是，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增强编制预算时的预见性。《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