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中国

　　刘溜

　　1月27日下午，《经济观察报》“2007观察家年会”在京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 “天演中国”。在JW万豪酒店，演讲台的背景是一个巨大的石雕龙头，做奋力仰头状，跃然欲出。

　　所谓“天演”，无疑自《天演论》而来。1897年，翻译家严复发表译著《天演论》，其书译自赫胥黎著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在万马齐喑、国家危难之时，成为中国精英阶层“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思想利器。而110年之后，“天演”与“中国”终于合成为一个逻辑整体，那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至少在经济领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场置换领导权的革命。

　　这样一个事实，已经透过外部世界的一系列情绪反应得到了证明。在“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资本”等中国概念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来自诸多国家的震惊、惶惑甚至担忧。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不仅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而且将深刻影响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下一步将如何影响世界？

　　“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层面的？除了有形的中国制造以外，我们能不能在文化和文明层面上给这个世界带来我们应该有的价值？”《经济观察报》社长兼总编辑刘坚致辞说，“今天下午，我们的嘉宾将就这些话题为大家谈谈他们的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一顿丰盛的思想大餐。”

　　海外的“中国叙事”是庞杂而零乱的。而在国内，也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所有问题。有人骄矜浮躁，有人焦虑不安。一个演进中的中国，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如何驾驭和使用自己的力量？为了诠释这个主题，主持人李楠做了细心的准备，但在年会开始前，她仍紧张地穿行于各位演讲嘉宾之间，期望论坛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但是这显然很难。

　　五位演讲嘉宾，分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魏纪中、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及中国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苏浩。五个人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他们能否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

　　樊纲：竞争方能创造效率

　　年关将近，周末的北京甚至比平常更为拥堵。为了从城西准时赶到城东的会场，樊纲选择乘坐地铁。他说，来的路上，他想的都是年会组织方给他的“从中国资本到中国价值”议题，但现在他更愿意从“天演”谈起。他说自己一直不太喜欢振奋的呼喊，而是更习惯于分析问题。他认为把这个题目给经济学者是一种荣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题目上做点文章才对得起各位”。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严复将进化论译为“天演”颇有争议，但樊纲认为这一“很中国化”的译法颇有道理，“天指的是一种规律，自然界、生物界是随着规律不断演化、变化的，而且它是无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天命，是天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在发展。其中的逻辑就是物竞天择，就是进化、演变、突变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回头看改革开放30年，进化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还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樊纲迅速把“天演”与现实联系在了一起，直指时局，“今天讲的是中国概念，是中国制造、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等等，但是最基本的，我认为就是我们能不能在今后继续我们的发展道路，能不能延续我们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道理。”

　　他认为“物竞天择”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基本道理，他认为当下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关系紧张等等——最终还要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他说，几亿农民现在的收入还是“打工仔”的一半，如果忽视几亿农民的收入提高和就业转移的问题，他们就将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发展依旧是硬道理。

　　发展的关键是创造就业——“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水平，是因为我们认认真真改革我们的体制，是因为我们遵循经济规律，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就业问题，而不是补贴的问题，补贴解决不了人的收入增长问题。”

　　樊纲说，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限制竞争的障碍仍然存在——“现在阻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比如政府的干预还是过多，政府的国有企业垄断还是过多，等等，这都有碍我们13亿人口创造力的发挥。”

　　然而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由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有些问题急需解决，我们就回过头来，希望用很多政府干预的办法解决问题，加重干预的成分而减少竞争的成分，导致了一些扭曲。”樊纲对此深表担心，“我们的一些学者、一些知识分子，以及我们新闻界的一些朋友，也在说政府该管这个、该管那个，什么都要政府包起来，好像忘了30年前政府大包大揽导致的结果，忘了我们过去政府的干预怎么使经济停滞下来，怎么使商品短缺。”

　　樊纲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由于油气价格的扭曲，司机得塞给加油站的加油工一条烟才能把油箱装满”。另一个远处的例子是，“我两天前接到一个邀请，委内瑞拉的私人企业家协会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论坛，讨论什么问题呢？他们说委内瑞拉实行食品价格管制，30个月价格没有动，现在出现食品短缺。这就如同我们30年前的事情。他们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你们中国是怎么消除短缺的？”

　　“只要你搞价格管制，只要你搞固定价格，最后结果都是一样，不会因为30年前还是30年后而有所区别，不会因为是中国还是东欧而有所区别，这个规律是一样的。这就是天演论的含义——经济是有规律的。”他说。

　　一些人对经济学者将社会决策简化为货币决策多有诟病，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人类社会，根本无法保障公平与公正，从而呼吁建立一套更广泛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规律，可是我们人类是有道德的，是有关爱的，不能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来做事情。

　　但在经济学者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在经济学者那里，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研究金钱的学问，他们更愿意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各种社会和经济行为。樊纲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效率问题不是经济学家惟一关心的问题。他说，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制度都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都是为了避免、防止竞争对其他人类群体产生不利的后果，都是为了创造一些公平、合理的条件，但是所有的这些制度都应该加上一个前提——“在不破坏人类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在不破坏竞争规则的前提下”。

　　樊纲指出，人类社会在实现起点公平之后，由于人们的能力和机会的差异，最后仍然会存在不平等现象，这时候社会就要采取一些保障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采取什么样的保障机制应当慎重考虑，要努力做到既不破坏市场竞争，又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

　　“比如说，世界各国历史都已证明，价格管制无法提高经济。如果通货膨胀使低收入人群受到损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你直接去补贴那些弱势群体，比你去补贴价格、比你去维持扭曲的价格体制效果更好，这样可以使穷人直接受益。”他说。

　　魏纪中：奥运改变不了中国

　　早在2001年中国刚刚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樊纲就提醒大家，在高兴的同时要头脑冷静，防止在奥运会筹办阶段的腐败滋生与加剧，防止通货膨胀及防止高消费等。当时他说，如果筹办奥运会加上经济中还没有改革的一些因素共同起作用，那么今后8年可能会存在投资过热、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危险。毫无疑问，樊纲的提醒是有价值的。

　　如今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另一些学者提出了 “后奥运衰退”的可能性。所谓“后奥运衰退”，是指诸多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在奥运会后出现的经济衰退现象。但是参加“2007观察家年会”的魏纪中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等要职，亲历和见证了乒乓外交、女排五连冠、两次申奥等历史时刻。现在他是北京2008奥组委高级顾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并兼任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亚排联主席和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执委。

　　他说：“奥运经济在中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然而在国外对它的议论并不热。奥运经济首先是奥运不是经济，奥运会只不过是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平台。前几届奥运会主办者都讨论经济问题，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就业的创造。”

　　魏纪中比较了日本、韩国与美国举办奥运会的不同理念、不同策略。这些国家对待奥运的态度大相径庭——日本希望通过它来增加国民收入，韩国想借奥运之机实现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双重转型，而美国只想着赚钱。他总结说，“政府的关注度，会影响奥运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

　　中国政府的关注点在哪里？魏纪中认为，“中国政府始终是从宏观层面上来关注奥运会的，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等三个理念。但是我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经济目标。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需要靠奥运会带来什么，我们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魏纪中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先生曾经跟他说，“后奥运效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都往奥运上套的不理性预期。朱民认为，“后奥运效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及举办城市在这个国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关。一些大国完全可以避免所谓的“后奥运衰退”。来自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份报告则认为：北京占中国GDP的比重不超过4%，北京奥运会7年投下3000多亿人民币，但是根据北京统计局的数字，这7年来，奥运会投入对北京GDP的贡献率平均不超过0.8%。而北京市的GDP年增长率超过10%。

　　魏纪中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总量来讲，北京奥运会不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多大的作用。因此在奥运会以后，也不会产生所谓 ‘后奥运效应’，因为既然它没有推动我们什么，那么奥运会以后它还能影响我们什么呢？”

　　不过他同时强调：“现在楼市、股市、物价都拿奥运会来说事，一哄而上，急功近利，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投机性预期，因此必须警惕 ‘绑架奥运会’的现象。”

　　这位71岁的老人自信地宣称：“有人说，奥运会将改变中国，我说，不，奥运会改变不了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将按照党中央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发展下去。奥运会只不过是一种助推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在利用奥运会创造我们自己的变化”。

　　王石：自上而下，顺势而为

　　刚站到讲台上，王石就告诉大家，他的演讲从政府的纬度展开，但这位中国标杆企业的董事长，还是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

　　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今年正好是30年，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个人生存空间得以舒张，但是另一方面，各方面的制约仍然很多，实际上面临更多的风险，每次选择都是一种博弈。”

　　王石很看重周其仁先生的一句话：“在中国市场上给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和社会带来长远价值，‘走正道’才是必经之路。”他把这句话通过投影仪播放出来。实际上，这是周其仁表扬王石的话。原文应该是：“单纯以钱财标准衡量，比王石成功的企业家多了去了。…… 但是，若要论在中国市场上成就了一番事业，给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长远价值，王石选的‘走正道’才是必经之路。”

　　怎样走正道？也就是一个禁锢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国家，究竟怎样走好市场之路？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抵御转型经济中无处不在的 “寻租诱惑”，企业自身不要忘记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不能以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来攫取土地、牟取不义之利。正当听众以为王石将要从这个方向展开演讲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话锋一转：正道离不开政府的指向，万科的态度是“自上而下、顺势而为”。

　　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在万科上市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一家媒体采访我，说万科走到现在，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我说是政府的支持。对方说你不用讲客气话，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的支持。他很茫然。我就给他解释，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它不像西方的城邦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说国王要接受市民和骑士阶层的博弈，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包括改革。不仅仅是1980年代改革的时候是这样，3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想，对待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我觉得应该把握一个自上而下、顺势而为的原则。如果以为自己了不起，自己的能量很大，跟政府来博弈，那是很麻烦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铁本的戴国芳，厂子破产了，他也进监狱了。我很关心这个企业家，但是他现在也没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

　　这些话听起来颇有些世故意味，但是非常真诚。“中国的企业在未来还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对于国家的政策，北京的声音，应该是很在乎的，”他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麻烦的。”

　　万科是如何 “自上而下、顺势而为”的？

　　2006年，建设部出台了一个“9070”政策，要求各地住宅市场90平米以下的户型要占到70%。这个一刀切政策出台以后，地方和企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都“敢怒不敢言”，那怎么办呢？发展商们自有对策，王石说，“就是搞双拼，两套90平方米的一拼，不就180平方米了吗？这叫平行拼，还有上下拼，就是搞一个二楼，一个90平方米一个60平方米一拼，因为市场需要大户型。”

　　万科有没有也搞双拼博弈？王石的回答是没有。他说，“‘9070’政策是2006年7月份公布的，整个8月份，除了万科以外，全国的发展商都不再拿地，因为不知道‘9070’怎么搞。结果8月份惟有万科在四个城市拿了五块地。”

　　下转34版

　　上接33版

　　万科有没有也搞双拼博弈？王石的回答是没有。他说，“‘9070’政策是2006年7月份公布的，整个8月份，除了万科以外，全国的发展商都不再拿地，因为不知道‘9070’怎么搞。结果8月份惟有万科在四个城市拿了五块地。”

　　万科是怎么想的？原来王石看到了 “9070”背后有其合理之处，“一是因为温家宝总理非常明确地声明，中国的18亿农地是不能动的，这是一个国策。现在有些地方大规模犯规，但是会越来越难，因为现在是用现代信息来管理，犯规容易被发现。二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城市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土地有限，人口增多，结果只有小型化。”

　　于是万科选择了老老实实地顺势而为。2006年，万科的平均户型——即总的开盘面积除以总的开户数——是93平方米。到2007年，万科的平均户型为87平方米，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达到了100%，按照建设部规定的 “9070”，万科已是“90、100”了，超标准完成。

　　“即使政策上偏差，你也要从积极方面去做，你要知道有些东西你的坚持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死掉了，五年、十年之后给你平反也没用了。所以要认识自上而下的特点，作为企业，只能顺势而为。”王石说。

　　再如《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后，众多企业采取了辞退职工、清除工龄等激烈应对措施。而万科这边静悄悄，因为万科原有的相关制度安排不允许随意辞退员工。

　　“不能说我们一点困惑都没有。比如说加班，以前加班是双倍工资，现在是三倍工资。”王石说。但是尽管如此，王石还是强调《劳动合同法》在维护公平、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中国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关心弱势群体？应该怎样共同成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社会，弱势群体一直处于最底层，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法律来追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作与双赢。”

　　中国商界有一句话是，做企业可以学万科，但是做企业家不能学王石，甚至说学王石者企业肯定死。有人问王石，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王石说，“万科的确不大好学，因为它不像成熟企业有一套规范，比如松下、丰田、摩托罗拉它们，都已经很规范了。但王石是好学的，第一个我有一个底线，这底线是诚信，第二不行贿。”

　　我们以为，王石先生的“不可学”之处有很多，比如在一个靠行政管束资源利用的经济，他究竟如何建立起内心深处对于产权和法治的尊重？而王石背后的“天演中国”四个大字则在追问我们：在一个官本位泛滥的社会里，究竟怎样成长起立于世界企业家之林的中国企业家？

　　易中天：寻找中华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

　　“樊纲先生讲到了天演，王石先生讲到了装修，我待会儿准备把天演和装修放一块讲，这是融会贯通。”易中天说。

　　在易中天看来，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是装修公司，它装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原汁原味，但原汁原味那就是毛坯房，你愿意要原汁原味也可以，你去买毛坯房啊，有啊，书店就有，中华书局出的 《论语》、《老子》，你去看吧。”易中天说，“市场也要提供多种选择，有喜欢毛坯房的，也有喜欢精装修的。”

　　易中天的演讲题目是“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内容有三：第一，为何，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第二，从何，就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第三，如何，就是我们怎样去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要寻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易中天说，这是“装修”装出来的。搞了一年多“装修”以后，有人提意见，有观众问，你们做这个百家讲坛，声称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你们到底要传播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你们想清楚了没有？提意见的多半是层次比较高的、思考问题的人。他们说，我们很清楚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是明确的，比方说自由、平等、博爱，比方说法治、宪政、民主，比方说人权，这样一些概念在西方那儿，从政府到学者，从媒体到民众，都清楚，都明白，都认同。在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意见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我们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找到，”易中天说，“而且我们肯定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延续五千年不中断，必有秘密，必有核心。它不可能是运气，对不对？五千年的运气，这是讲不通的。问题是在哪里？是什么？怎么找？”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知识界一直不能达成共识。有人主张取法乎上，效法最佳案例。有人则主张从我们的传统当中去找。

　　易中天认为，必须从我们的传统当中去找，必须是我们本土的，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但是，“它又必须是具有普适性的。因为不管经济全球化也好，其他什么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中国不能闭关自守，不能像清朝那样关起门来称大爷，你的门已经打开了，你必须走出去，还必须让人家走进来。你必须融入全世界。因此你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具备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必须是全世界能够认同的。”

　　必须是民族的、特殊的，又必须是人类的、普遍的，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还是必须去找，怎么找呢？

　　“只能到我们的经典当中去找。因为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所在。首先要到先秦诸子那儿去找，这是从何的问题。”易中天说。

　　如何找？他的观点是去色彩化。“我们先贤提出的很多东西，如果不把色彩洗掉，是不可以作为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核心的，它不具备普适性。比如孔子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爱是不是普适的？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要爱、只要恨。但是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能不能就这么搬过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不行，你必须把它的色彩去掉。我们要一个灰色的老子、孟子、庄子。”

　　“大家说兼爱难道不好吗？这不就是西方提倡的博爱吗？很有意思，墨子走向的恰恰是专制。墨子说大家都是平等的，那谁来管啊，总得有人管，于是天子来管，天子管不了，诸侯帮着管。总之，所有人都听上面的。所以说，中国古典当中的东西没那么简单，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

　　此前一天，易中天和龙永图先生在某论坛对话，龙永图问易中天，中国传统里面有没有法制和透明度？易中天回答说，透明度是没有的，中国政治传统最喜欢暗箱操作，喜欢咬耳朵，不说真话。“至于说法制，那要看怎么说。因为法家是主张法制的，但是法家的法是法吗？法家的法是王法，是君之法。你听话给你点吃的，不听话杀了你。”

　　“法家的法不是全民约法，不是社会契约，不是现代意义的法。但是它有没有可取之处呢？有，比如说它讲究公平、讲究执法如山。但是你必须把它变成规律。”易中天说。

　　这是一项需要慢慢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天演中国”的“天”到底是什么。“天”是什么？用易中天的话说，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天”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头顶上那个东西，因为古人不知道太阳系、银河系，他认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人，天地人谓之三才，是上下关系。这是“天”的狭义定义，另有一个广义定义，就是自然界。

　　但是“天演中国”的“天”，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不是尊皇帝为“天子”的天，不是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那个最高的东西。在未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最高的东西应该是宪法。

　　那么天的规律是什么呢？是“演”。天演是什么？就是天的规律或者自然界的规律。“是变化，演不是表演，是变化。”易中天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