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总局肯定环保NGO环境维权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开始投诉时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家乡人曾多次上访受挫。现在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2007年12月10日，当得知家乡辽宁省凤城市草河区居民环境维权成功后，身处山东烟台的大学职员金权东，向中华环保联合会发来感谢信。

　　6年来大雁化工厂造成金权东的家乡百亩基本农田严重被污染严重减产，上千群众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而6年间，该地区居民投诉、上访并无结果。

　　面对环境维权诉讼的诸多难点制约，具有官方背景的环保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试图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向辽宁省人民政府、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发出了监督建议函，督促妥善处理大雁化工厂污染事宜，目前该污染企业正在整改中。

　　但是艰难的环境维权案件远不止这一起。

　　中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十多万件，但真正提交到法院的不足1％。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权案件更是屈指可数，其中胜诉的案件更是罕见。

　　“今年要加大破坏资源与环境的渎职案件的查处力度。”当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年仅在山东就查处相关案件一百多起，今年年底该部门则会公布全国查处结果。

　　半官方背景组织的首次胜诉

　　2005年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授权成立的全国唯一环境维权民间组织，试图通过环保团体诉讼或法律援助，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构建。

　　“老百姓的环境侵权案有救了。”1月1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维权新闻发布会上，在通报第一个该组织环境维权公益案件胜诉时，该组织秘书长顾问吕克勤激动地表示。

　　郑州市市民朱书利诉龙辉钙粉厂环境侵权案，是该组织法律中心自成立以来法律援助胜诉的第一案。

　　2006年10月23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朱书利诉龙辉钙粉厂环境侵权案。2007年1月12日原告依法申请司法鉴定。鉴于原告经济困难，环境法律服务中心为其垫付了12000元的司法鉴定费，鉴定结果证实被告排污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总费用为27401元。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1、被告停止侵害，不得向原告朱书利承包的沟滩内排放污水。2、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39401元，案件受理费1706元，由被告承担。

　　一审后被告上诉。2007年11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胜诉离不开环保NGO的平台和支持。”作为上述郑州环境侵权案件的志愿代理律师、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金翔对记者表示。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约发生两千多件环境侵权案件，其中，重大环境侵权案件约占3％，特大案件约占1％。

　　而该组织的法律服务中心的环境投诉案件逐日上升。仅2007年，就为公众提供环境法律咨询6000余人次，收到各类投诉、上访等500多件，其中投诉环境严重污染的案件120起。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表示，该组织法律服务中心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成功地解决一些严重污染、群众反映强烈、告状无门、投诉无效、百姓身边环境恶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29起案件。

　　而该法律中心不仅援助了上述一些案件的诉讼、鉴定费，也利用其半官方背景，对地方环境侵权案件寻找行政解决途径。如大雁化工厂污水纠纷。

　　环境维权面临诉讼难题　

　　“环境NGO在创新着环境执法的新理念，创造出新的执法力量，改善了执法环境。”当日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对环保组织介入环境维权表示肯定。

　　尽管环保组织力图在最大限度内援助环境侵权案件，但相关制度体制障碍，使公众的环境维权面临着诸多难题。

　　“受害人法律意识和经济条件限制，通常选择上访等行政途径解决环境侵权问题。”金翔律师称。

　　此外，缺乏相应的法规法律制度，也使得环境维权难上加难。例如，中国没有独立的民事环境污染赔偿法律制度，缺少单独的环境污染赔偿法。再如，立案难，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诉讼成本高。

　　据金翔解释，按目前司法解释，受侵害人数多的案件是属地诉讼制度，但污染企业通常是当地“纳税大户”，某些部门或企业要求当地法院不受理。

　　同时，中国缺乏污染鉴定评估机构，缺乏统一鉴定标准，法官难以定夺。即便是案件宣判后，执行更难。因为环境污染往往损害巨大，如果完全按照损害程度来赔偿，有的工厂就得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强制执行就几乎不可能了。

　　“从立案到一审、二审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胜诉了，但现在还没拿到赔偿款。”金翔称，下一步他们要督促地方强制执行。

　　“联合会的精力和可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凤城草河区人民非常幸运。我们享受了有限的公益资源。”尽管金权东家乡环境维权得到了支持，但他表示担心：“全国还会有多少公众在等待联合会的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