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榜简介(21—30)

　　冯根生

　　(1934年-)

　　浙江杭州人。14岁时进入著名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做学徒；1972年被任命为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1992年任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同年任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经浙江省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冯根生对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1972年-1999年的利税贡献价值是2.8亿元，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元。

　　冯根生有一句名言：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有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他也就是这样把桃源岭下的煎胶工场推成了青春宝集团这辆行业领头车。作为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冯根生还用他掌舵的青春宝兼并了庆余堂，并给与了这个百年老字号以新生。他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为传统中药的发展找到了空间。在每一次企业发展面临紧要关头时，他都用改革的方式为企业寻找到新的生机，用企业家的勇气和胆识为改革增添新的尝试。冯根生率先试行了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合同制。更戏剧性的一幕是1997年，他毅然从银行贷款270万，买下了青春宝2%的股份，促成了这一老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体制突破。小平同志说过：“冯根生，我知道，做药的。”正是这个做药的冯根生，把永葆青春的企业家精神奉献给了青春宝，奉献给了中国的中药行业。

　　石山麟

　　(1945年-)

　　吉林东丰人。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核物理专业；“文革”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判15年徒刑，入狱10年。平反出狱后，在公开招聘中取胜，成为黑龙江商学院讲师；1985年创办哈尔滨昌宁给水设备厂，担任董事长至今。

　　只要血液还流动着，石山麟的创造欲似乎就不会凝固。当他跳进没有水的宾馆浴盆时，一个想法就在他心中形成：要来一次供水的革命。于是这个“蹲过大牢”，就职讲师的朝鲜族汉子交了辞呈，讲师、公职全不要了，凭着在狱中自修的机械学、液压学、金属材料力学、热动力学和腋下的一圈图纸，获得了高压水泵的专利，开始了创业。从此之后，成功和财富就如同汩汩不止地活水，涌向了石山麟。“快节奏、高效率”是石山麟的办事风格，是昌宁集团的口号，紧紧地和着改革的节拍。在改革的大潮中，石山麟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了世人。昌宁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给水系统供应商，并且已拓展到机械、电子、食品、轻工和建筑等五大行业，而石山麟本人也成为了中国富豪100强之一。

　　史玉柱

　　(1962年-)

　　安徽怀远人，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89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获软科学硕士学位。1989年在深圳研发M6401桌面中文电脑软件；1991年，组建巨人公司；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巨人公司名存实亡；1999年建立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4年成立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6年在海外注册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07年巨人网络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变迁。当年因为冒进，巨人大厦轰然倒塌，他尝尽了商场失败的苦涩。“买楼花还当年债”备受关注，他从此学会低调。从头做起，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产品、广告频惹争议，他不再脆弱，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如果经商也是一场游戏，史玉柱玩了一场大翻盘，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他无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从一穷二白的创业青年，到全国排名第八的亿万富豪，再到负债两个多亿的“中国首穷”，再到身家数十亿的资本大鳄，他演绎了九十年代中国企业家的一段兴衰史。在民营企业家命运沉浮变幻的序列中，史玉柱再次崛起的故事，突显出“毅力与执著”的魅力和价值。

　　宁高宁

　　(1958年-)

　　生于山东滨州，198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系，1987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加入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曾任华润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华润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润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主席；2004年起任中国粮油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

　　他用资本的力量换取巨大的市场空间，加速了国内产业整合的步伐。为了带领华润实现软着陆并转向实业发展，他坚持做着两件事：华润内部的重组和变革，中国内地市场的并购和扩张。2001年，他率领香港华润集团在内地展开了一连串的策略性并购行动，横跨房地产、啤酒、零售等主体产业，目标都直指“行业领袖”的地位。根在大陆，身在香港，眼观全球，他是用金融资本整合产业资本的探索者。2006年，他宣布了中粮集团未来的发展战略：除了生物制能源以外，中粮必须在粮食流通、粮油加工、品牌食品、地产酒店、金融投资、土畜产等5到8个行业建立行业领导地位。他不断引导公司中高层干部从“国有企业干部”向国际型“职业经理人”转变，认为只有保持优质、高效、稳定的职业化人才链，才有可能打造基业长青的企业。

　　邓中翰

　　(1968年- )

　　江苏南京人。1997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1997年，加入IBM公司；1998年，在硅谷创建了半导体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长。1999年，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现任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荣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求是杰出青年奖”、“2003中国半导体企业领军人物”、“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多项荣誉。

　　他是“中国创造”的实践者。他领导中星微电子研发的“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经过不断创新，产品已经被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占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60%的份额，成为第一个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2005年，中星微电子在纳斯达克上市。与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网络服务股不同，中星微是一家纯粹的技术概念公司。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让中星微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

　　厉以宁

　　(1930年- )

　　江苏省仪征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1993年—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2005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他在对中国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提出了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主张，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的缺陷是没有认清当时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主要是第二类非均衡，即企业没有充分活力情况下的非均衡。他在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认为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因而股份制与公有制可以相容。他的这一系列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被社会誉为“厉股份”。他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亲历了中国立法的巨大进步，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审议和参与制定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多部法律。

　　刘永行等四兄弟

　　四川新津人。1982年，大学毕业的刘氏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为摆脱贫困，相继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从孵鸡、养鹌鹑开始，完成了1000万元的原始积累，并成立了希望集团。1995年，刘永行四兄弟明晰产权 ,进行资产重组,各自在相关领域发展。到1999年底 ,希望集团已发展成为以饲料为主 ,涉足食品、高科技、金融、房地产、生物化工等行业 ,拥有140多个工厂的全国性集团公司 ,是国内最大民营企业之一。

　　回顾20 年前的创业经历，四兄弟中的老四刘永好说：“我们提出了一句话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顺潮流事半功倍’。什么叫‘顺潮流’呢？就是我们始终把产业定位在社会需求、政府倡导的领域。这样去做就会事半功倍，少冒风险。”新希望集团由最初的小规模发展到现在的大规模，由最初的只从事养殖业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化经营，从一个侧面刻画出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年轮。除了创业的成功之外，刘氏兄弟们的社会责任感也堪称中国企业家榜样：刘永好倡导发起旨在扶贫的“光彩事业”，其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近2.4亿元，兴建14家扶贫工厂，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刘永行因长期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获得“中国光彩事业奖章”。

　　刘存周

　　(1944年-)

　　1976年开始从事医药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历任哈尔滨制药总厂的副厂长、厂长。1997年8月正式调任哈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通过大规模的整改，使该企业实现产值、收入、利润等主要指标翻番，2000年一举坐上中国医药行业销售收入的第一把交椅。刘存周因此被业界人士誉为“哈药教父”和“中国医药行业的比尔·盖茨”。

　　刘存周是国内医药界不能抹去的名字之一。他是曾经的“哈药教父”。在主持哈药期间，刘存周“精干主业、优化副业、收拢五指、形成拳头、调整经济结构、发展规模经济”的思路使集团销售利税大幅增长。截至2004年10月，哈药集团累计创造利税56亿人民币——而在3年前，哈药集团共有23家亏损企业，潜亏5.3亿元人民币。同时他对产权改革有颇多想法，他希望通过引入外部股东，推动哈药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避免政府一股独大过多干预，使哈药能在一个顺畅的体制通道中尽快变身为国内医药产业巨头。但刘存周希望引入国内同行强强联手的思路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认可。最后因为重组思路与相关部门相异而黯然辞职。然而他在医药界的影响从未淡去。

　　刘国光

　　(1923年- )

　　江苏省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研究院；1951年—1955年，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3年—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被波兰科学院选为该院外籍院士；2005年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1979年他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要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1984年，区别于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他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战略。1985年，他指出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并引申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主张，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支持者。1997年至2002年，他深入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剖析了通货紧缩的机理和治理思路。

　　年广久

　　(1937年-)

　　幼年曾做过街头小贩。1964年开设小作坊炒瓜子。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3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2000年8月，年广久将“傻子瓜子”的商标等全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年广久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他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大字不识、“敢”字当先的第一代个体“暴发户”的代表，凭着其父“利轻业重，事在人和”的遗训和高明的营销手段，把自己的商贩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忧患意识，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本，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在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十多年里，作为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他的命运在风口浪尖处数次因小平同志的“点名”而化险为夷。但几起几落，他和他的傻子瓜子，终无法超越当年的风光，傻子瓜子也在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