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调整不应忽视中产阶层

    新年伊始，以财税手段调节国民收入均衡的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减轻企业所得税以及要求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个人对“股票转让所得”和“个人房屋转让所得”进行申报等。胡锦涛主席发表新年讲话时表示，未来政府将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目标。这意味着，2008年，中国将全力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性。

    在这“五有”目标中，“劳有所得”强调的是初次分配，其它则属于再分配范畴。“劳有所得”是一个市场经济常识，而此处的含义在于，政府要重视和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收入。长期以来，中国工资性收入较低，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长期跟不上社会平均水平，而资本收益则步步放大，呈几何状增长，这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鸿沟。因此，缩小贫富差距，首先要提高劳动阶层的工资性收入，在增量上下功夫。其次，要调控垄断性行业的高工资收入。今年中国将实施国有企业分红制度，但这种做法可能遭到垄断企业的种种抵制，因此，最根本的方式是逐步打破行业垄断，放开进入限制。

    对于二次分配，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实现其他“四有”的目标，即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住房的公共补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目前来看主要是补偿低收入民众的通胀损失。二次分配在中国从来都是存在效率较低的问题，尤其是相关政策不具有刚性。即使未来重建福利体系，也必须相应改革当前的税务分配体系。调节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税收调节，即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不平等。但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统一以2000元为起征点可能事实上造成了新的不公正。在此次分配调整中，正在成长的城市中产阶层既难以享受政府的二次分配，又需要承担较高的税负和物价，很不公平，这也是中产阶层被剥夺感的来源。

    中国此轮财富爆炸主要以资源为载体，如土地、矿产以及资本，加速的资产证券化批量产生了亿万富翁。而薪水阶层主要有劳工阶层、中产阶层和依附于公共财政的就职群体等三个主流就业群体，10年以来，他们的收入水平呈现“Z”字形走势。位于上轨的是中产阶层，从外资企业和新经济中诞生，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自诞生至今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位于下轨的是农民工在内的劳工阶层，也是数年来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在两个平行的阶层中间、是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胀水平而逐步走高的依附公共财政的就职人员，而且这群人还享受着相对最稳定的和有效的福利制度。

    从这个收入体系看，从事土地、矿业以及资本等要素生产和交易的部门和商人收益最多，而在薪水阶层，公共系统是水涨船高，走上一条合理的上升轨道。而劳工阶层付出最多，回报最少，因此，未来的收入调节政策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人群，即要增加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而中产阶层在未来的调整过程中则遭受较大损失。首先，中产阶层稳定的高收入在资产价格和通胀逐步走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水平持续下降。其次，中产阶层承担了较高的房价和利率；其三，中产阶层承担了主要的个人所得税负，其工资性收入公开透明，既无法逃避税收，也没有其他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的内需推动力以及加速城市化的关键，是创造一个庞大的具有活力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消费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也能推动社会文明。在新一轮收入调整中，政府应该重视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发展。在税收方面，应该合理地将个税起征点与城市居民收入变化、实际负担及通胀等因素挂钩，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使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实行不同年度或地方的浮动个税起征点制度。（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