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敏锐的预警者

　　王羚 秦玉琛

　　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

　　2007年，蔡昉的名字跟“刘易斯转折点”这个名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有位国外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蔡昉教授与刘易斯教授相会。”

　　身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蔡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一观点在2007年引起很大反响，而在2008年或许还将继续延续。

　　“2008年是持续转折的年份，也是新的转折的起点。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更明显，一些新的迹象会显现出来，而这正好跟我2007年的研究相关。”12月25日，正在内蒙古自治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蔡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刘易斯转折点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劳动力供应会出现由无限供应到供应短缺的转折点。

　　2007年5月，蔡昉主编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又称人口与劳动绿皮书)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一转折点上。

　　显然，这一观点对中国经济学界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说法形成冲击。

　　一时间争议纷至沓来。有人质疑，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还为数众多，这个时候提出“刘易斯转折点”是不是危言耸听？而蔡昉的答复是“用我的研究来说话”。

　　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么多，目前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成本也将相应提高。

　　实际上，首先在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并继而向中部地区，甚至是劳动力输出省份蔓延的民工荒，似乎已在为蔡昉的观点作证。

　　蔡昉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其很大的推动力就是人口红利。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意味着，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必须正视这个转折点，针对这一变化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柄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均衡陷阱。”蔡昉据此发出警示。

　　他说：“这个转折点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转折中头号的转折点，没有一个转折点比这一点更重要。一个国家从穷到富，无论是走欧美发达的路还是走到拉美陷阱里，各种可能的命运都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的。”

　　敏锐的预警者

　　作为经济学家的蔡昉时常担任预警者的角色。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把那些大家都还没有看清楚的地方搞清楚，并且告诉大家”。

　　从2003年受邀为政治局讲课时，蔡昉就强调“就业优先”的概念，呼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05年，他被聘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37位专家之一，担当政策顾问的角色。

　　在最后公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突出的位置”等字句以及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正是蔡昉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建议的体现。

　　蔡昉常常会用自己的分析打破别人长期固守的认识，除了“刘易斯转折点”，近年来，蔡昉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也引起很大的关注和争议。他通过研究提醒人们，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来得快，去得也快，企业和政府必须想办法提前调整政策作出应对。

　　“经济学家应该能够以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让大家冷静下来，理性地判断经济发展将要面临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并且给出政策建议。”蔡昉认为。

　　正因为此，蔡昉很推崇做学问中的“脚板”精神。他认为，研究者不应老坐在电脑前，老泡在会上，而是要到基层去做深入的田野调查。2007年的最后一周，蔡昉正奔波在中国的大西北——在内蒙古自治区广袤的田野上进行调研。

　　“一个人只要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就不会否认，中国目前剩余劳动力减少的事实。这一点我很自信，我每年都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待在基层做调查的。”蔡昉说。

　　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蔡昉待在河北满城的一个村子里，“四处跑，跟建设单位的项目经理、包工头以及农民聊天，掌握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回来思考、写作。”

　　蔡昉非常看重把自己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力量，帮助决策层作出有利的决策，从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

　　他坦率地表示：“经济学家是要影响决策的。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影响决策层。我不是为了学说而学说，中国还没有奢侈到那个地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公认的政府智囊，蔡昉因此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蔡昉并不否认自己的官方色彩，但对自己的研究，他非常自信。

　　“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将其发表。”蔡昉表示。

　　乐观的建议者

　　对于2008年的经济形势，蔡昉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预期不太好，但是中国受的影响不会太大，就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部拉动力。中国实际上作为制造业中心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根据蔡昉的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会越来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如果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快，由于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消费的拉动会较大。

　　蔡昉乐观地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政策正确、就业持续扩大，“刘易斯转折点”就有可能转变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即收入差距的自然缩小)。

　　“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要找到最佳结果的路径，如果不乐观，怎么寻找？”蔡昉这样分析自己的乐观。

　　在这种乐观的判断基础上，对2008年，蔡昉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单纯依靠能源和劳动力要素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政策选择，就有可能挖掘并延长人口红利。蔡昉建议，未来政府要加大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等的改革力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自由定居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农村看，蔡昉认为，2008年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通过改革外围的一系列政策，降低户籍制度所含有的福利因素，使劳动力能够更充分、更有效地流动起来，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同时，通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形式培养人力资本，增强劳动者本身的竞争力，以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在关注度极高的社会保障方面，蔡昉强烈建议尽快启动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保障体制。“这就等于启动了第二种人口红利，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我们知道第一种人口红利在人口结构不再年轻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以后会永远持续，我们就又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蔡昉讲的第二种人口红利，来自于在人口老龄化的预期下，人们为退休后的需要而形成的新储蓄动机，而这在现收现付制度条件下是不会产生的。

　　蔡昉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已经连续出了八年。在2007年的主题——刘易斯转折点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人们在猜测，2008年，蔡昉会关注些什么呢？

　　对此，蔡昉表示，明年是个持续转折的年份，转折包括很多内容。“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应的变化如何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或者进一步提供人口转变的证据，这可能是2008(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主题，也是我明年最关注的重点。”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