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11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王岐山用一贯的“双手抱拳”动作，向他的“北京班底”告别。

　　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在会上宣布，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决定王岐山不再兼任北京市市长职务。他高度评价了王岐山在北京市市长职位上的工作，认为王岐山为北京的改革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殚精竭虑，辛勤工作，贡献了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在此之前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岐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多位相关人士预测，王岐山今后的主要任务或是主持与金融相关的工作。

　　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王岐山的从政经历说明他具备应对复杂金融局面的能力，有对付金融风险的经验，同时还具备必要的国际视线，对于资本市场有过直接的参与，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管理层所欠缺的。”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王岐山值得期待。

　　关心国计民生的“历史学者”

　　公众更多熟悉王岐山，始于他临危受命抗击“非典”时。但事实上，从政20多年来，王岐山曾亲身经历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广信破产案、海南烂尾楼处理等重大事件，是不折不扣的专业型官员。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农信”)总经理，堪称其“金融”从业之旅开始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室任实习研究员，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并逐步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以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等职务。

　　一位和王岐山有过接触的北京投资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忆，中农信的创建是王岐山独具眼光的一次作为。当时组建中农信的执照是中国首批非银行金融执照之一。

　　组建中农信和王岐山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背景有关。在草创时期，王岐山发现中国有商业银行但没有投资银行，就农业领域而言只有农业银行，而没有为农业发展进行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那段时间兴起的非金融机构，还有中信、光大、中创等。而从更大的背景看，当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尚起步，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刚刚开始。

　　事实上，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王岐山，就开始对金融产生了兴趣。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朱信泉研究员曾对媒体回忆说，王岐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兴趣却在现实的国计民生。

　　朱信泉看过王岐山两篇关于经济问题论文的打印稿。身为领导的朱信泉并没有觉得王岐山写经济论文是“不务正业”，因为他认为“年轻人需要更多发展机会”，而“岐山在经济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

　　“当时，他们有三五个人关系非常不错，非常热衷谈论经济问题，经常在一起争论，写文章。”朱信泉回忆。

　　确实，当时有一批年轻人眼光长远，聚焦在改革开放后的金融领域。当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

　　业内认为，1988年9月在北京万寿宾馆开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当时到会人士，其中就有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其他人还包括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

　　亲历金融改革非常时刻

　　之后的几年间，王岐山先后在建行和央行担任高层职务。

　　1989年11月，王岐山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9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1994年起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改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在任建行行长期间，王岐山发起成立了后来在业界颇具影响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也是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

　　但两年之后，王岐山又离开了他创建的金融机构。1998年，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发生了广信、粤海事件，王岐山以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这一职务，是为协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应对金融危机。

　　在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备，纰漏颇多。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就指出要严肃金融纪律，体现在广信事件中，对于广信资不抵债，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表态不会替其偿还债务。

　　对此，身处事件处理前线的王岐山，必须耐心而巧妙地向债权人解释、斡旋。他详细地向债权人解释了窗口公司的概念，说明“窗口公司不是政府”，“以前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

　　现实也引发了王岐山的思考。几年之后，他在一次公开场合演讲时说，广信破产后，即使有人还敢借用地方政府和部门的背景借债，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这就建立了防范道德风险的机制。“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换来的机制。”王岐山说。

　　他还强调，中国金融要融入世界，必须由人治走向法制，由法规制度来裁判、监督、管理市场，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确立法制精神，建立商业诚信原则。

　　处理广信和粤海的案例，王岐山对金融法规建立的迫切性深有体会，此后他多次表达了这方面的观点。比如，“核心教训在于市场必须有法规制度刚性约束”，“建立法制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痛苦，才会真切感受到刚性约束的重要和必要”，等等。

　　处理广信、粤海事件，使王岐山被外界评价为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12月，王岐山回到北京后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2002年11月，十六大前后的新一轮地方换届中，王岐山奔赴海南，到“天涯海角”任省委书记。

　　此前，海南省还没有真正从泡沫经济中恢复，“烂尾楼”集体暴露之后，发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岐山到任后，仅仅5个月，就在海南各界留下了极佳口碑。

　　他告诫海南各级官员，可持续发展是海南的生命线，在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一定要死死抓住长远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发烧”。

　　再之后，众所周知，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王岐山临危受命，再次北上，出任北京市代市长，后被任命为市长。抗“非”期间，王岐山“军中无戏言”等名言及其“硬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硬朗而不失清新的执政风格

　　在丰富的从政历程中，王岐山独具风格的个性特征颇为引人注目。

　　一位在北京“两会”期间采访过王岐山的媒体记者告诉本报，王岐山讲话一般不拿讲稿，没有一般的“官调”，其讲话直率直接，一下子就能把人吸引过去。

　　任北京市市长期间，王岐山的颇多言论都令外界印象深刻。他在美国洛杉矶演讲，说作为一个世界大都市的市长，面临城市堵车、行业差距和区域差别等问题，比“一位天天说自己有毛病的人”更痛苦。他还说，在北京接见外国来宾，如果对方迟到，他得先道歉，因为作为市长，没有解决北京交通问题。

　　而此前，在海南，他也一贯幽默，在被媒体问及“烂尾楼”处理时，王岐山曾说：“最后要留一栋，将来搞个博物馆，让后代人知道什么叫‘烂尾楼’。以后学经济的研究生可以到那儿去，让导师现场给他讲一讲泡沫经济是什么东西，那会很有趣。”

　　上述与王岐山有过接触的投资人士也告诉本报，王岐山十分善于与人沟通，朋友遍及各行各业，“他出现在朋友圈里，就像一个老大哥。”王岐山自己也曾说，他的朋友到处都有，和拉板车的“发小”沟通也无障碍。

　　这位人士总结王岐山的执政风格是“硬朗而不失清新”。他认为，王岐山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善于吸纳新事物，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局面。

　　王岐山语录

　　● 1997年10月

　　“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在中国移动香港上市首日的招待会上，作为保荐人的王岐山在台上说。当天正值香港股市因亚洲金融风暴而大跌。

　　● 2003年4月

　　“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能‘贪污’信息，军中无戏言。”在调任北京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强调，会议主题是防治“非典”。

　　● 2003年4月

　　“说句实话……”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时，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在每句话前，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 2006年1月

　　“作为市长，我只是个符号而已……群策群力，我们才能把政府工作做好。”在北京“两会”海淀代表团会议上表示。

　　● 2006年1月

　　“我的美梦就是北京日新月异，我们要筹办奥运；噩梦就是安全，突发公共安全。”在北京市政协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座谈会上表示。

　　● 2006年6月

　　“北京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率虽已20多年，但今天的人均收入才相当于美国1974年的水平。如此改革发展，怎么会威胁世界？!”在访美午餐会即兴演讲中说。

　　● 2007年1月

　　“(今年的首要任务是)举全市之力做好奥运会、残奥会筹备工作，着力提升城市建设服务管理水平……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在北京“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及参加审议时说。

　　● 2007年1月

　　“说真的，奥运交通问题我没发过愁。我唯一担心的就是2008年8月8号那天晚上下雨！”在与北京“两会”港澳委员座谈时说。

　　● 2007年3月

　　“我这个人不喜欢念稿子，我是学历史的，喜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40年前那还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戴着红袖章，豪情满怀地横扫牛鬼蛇神呢……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万年只争朝夕的精神没变，中国共产党的气魄和责任心没变。”参加全国“两会”北京代表团小组审议时说。

　　● 2007年5月

　　“有些人恨不得在自己脸上都刻一‘阔’字。”在与北京市政协委员座谈时公开批评含“至尊”、“豪宅”、“顶级享受”等字眼的炫富广告。

　　(资料来源：本报根据公开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