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告别环保风暴之后

　　章轲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显得有些低调。

　　而在2005年和2006年的几次“环保风暴”中，处在风口浪尖和舆论焦点的他很是惹眼。

　　2007年初，媒体期待着环保总局的又一场“环保风暴”，但此时的潘岳却在考虑：到了告别“风暴”的时候了，应该为中国的环保寻找新的出路。而这一出路，就是在“生态文明”目标之下，建立一系列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

　　环保阻力来自利益冲突

　　“媒体把环保总局的执法行动称作‘风暴’。这个名字很浪漫。但现实却是一场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漫长而艰辛的拉锯战。”潘岳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每一次，“风暴”其实都是跟在突发事件和被动形势后面的“亡羊补牢”；每一次，“风暴”都未能如愿变成常规性制度固定下来。

　　尽管每一次“环保风暴”人们都寄予了很多的期待，但潘岳发现，造成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原因更多、更深。

　　“如一切以单纯GDP增长为标准的不正确发展观，如没有一套环境责任追究与考核评价的制度，如条块分割不统一的环境监管体制，如没有一套实现环境经济双赢的政策体系等等。”潘岳说。

　　“阻力主要来自于利益冲突。”潘岳以战略环评为例，战略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与重审批轻规划的部门利益和短平快出业绩的地方利益相冲突，致使很多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不支持，并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

　　“不正确的发展观”则是最直接的原因。

　　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水污染、空气污染、酸雨等环境污染现象严重，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辐射、电子垃圾等新的环境问题也在不断增多。

　　2006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30年里集中遇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种种环境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太湖蓝藻事件。2007年5月，处在富甲之地的太湖出现大范围蓝藻。太湖流域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GDP占全国的12%，在江苏省及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苏南大规模发展化工业和轻工业，环境问题愈来愈突出，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排放，使80%的内河水质恶化，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南成为江苏省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地区。

　　“腰包鼓了，楼房新了，但水黑了，病多了，心里害怕了。”无锡市一位市民说。

　　潘岳说，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

　　生态文明才是绿色文明

　　“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早在2006年7月，潘岳就亲自撰写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一文。

　　一年多后，“生态文明”被正式写入十七大报告，国家决定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潘岳认为，300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

　　潘岳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在潘岳看来，要达到生态文明的目标，首先需要一系列环境保护的制度安排。潘岳将其称为“新环境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潘岳说。

　　2007年，环保总局力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套完备而有效的环境政策体系，这将成为影响2008年乃至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措施。

　　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联手，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联合商务部加强对出口企业的环境监管，坚决制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出口行为。

　　11月，单位GDP能耗考核、统计、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的出台，表明考核一级政府的“指挥棒”的方向和内容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况且，发达国家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已摆在那里。”潘岳称，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不环保绝对不经济

　　潘岳曾经自称不是一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2001年，我还在一次论坛上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潘岳说，但到了2003年，正值非典之际，他被调到了国家环保总局。

　　“去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内部资料。翻阅完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报告，我非常难受。”潘岳说，他开始认真思考单纯的GDP增长与国家综合发展的区别。“如果更多的官员看到这些材料也会重新思考。可惜他们大多似我当初一样，忙于政治经济大事，而少有时间关注环保。”

　　“从国家根本利益来看，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不环保绝对不经济。”潘岳说。

　　多年来，身为部级干部的潘岳给记者的印象始终充满着“血性”。他说：“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要改变现状，就得建立新制度；要建立新制度，总得有人出来探探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一种使命，肩负着一个重建中华生态文明的使命，肩负着重建中华生态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文化的使命。”

　　潘岳告诉记者，他有时也会感到疲惫不堪。“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了52%。”潘岳称，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专业层次，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

　　潘岳确信，如果更多的官员有他这样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必会意识到，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可能支撑中国像西方那样“先污染后治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国外转移生态成本；中国可能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不得不提前花巨大成本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