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革命

　　作者：刘晓午

　　财富创造历史！

　　1905年，康有为写了《物质救国论》，提倡“物质之学”，代表了中国近代最早财富论思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仿效前苏联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中国也在短时期内创造了财富增长的奇迹。

　　进入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崛起。与此同时，全球财富正迎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财富创造的方式和分配格局面临着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迎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究竟是文明的轮回，还是简单的人口现象？是多年压制的要素生产力的爆发，还是后进学生的一段补课？在关注财富革命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的成熟财富观和财富文明？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新财富论》作者、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财富变迁和发展史的中国银河证券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经济师滕泰博士。

　　中国的财富革命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写过《新财富论》，一直关注财富话题，请谈谈你的初衷。

　　滕泰：这个时代需要财富理论的系统思考，几千年来深受农本主义和儒家文化思想束缚的中国人需要财富拓展理论的系统反思。如果没有财富哲学思想和财富史观的突破，如果没有对财富创造、财富拓展、财富流动与分配规律秘密的全方位了解，大中华经济区仍然只能在国际财富结构中处于被支配的落后地位。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

　　《中国经营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财富话题？

　　滕泰：确切地说应该是17年前吧，从我学习经济学的第一天起。

　　其实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财富现象。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就把他的代表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价值学说和分配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样是围绕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问题展开；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围绕主观的效用价值论展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然把经济活动本身定义为人们追求财富的历史。因此，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财富的创造、流动、分配、消费的科学。

　　但是到20世纪中期以后，从凯恩斯主义流行的时候起，经济学仿佛变成了研究就业、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问题。经济政策活动的目的仿佛不是为了财富的增长，而更多为了充分就业和稳定(熨平周期)。

　　《中国经营报》：请回顾一下中国的财富发展史。

　　滕泰：中国财富的历史同人类财富进化的过程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曾经在农业时代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区域，却在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成为一个跟随者而已。

　　人类第一次财富飞跃是由于对生物繁殖规律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农业。与农业这种主要的财富来源方式同步而来的还有根深蒂固地生根于人们心中的对于世界和时空的认识。中国人的“天圆地方”和西方的”地心说”所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地球表层土壤的有限平面空间认识。

　　人类第二次财富革命同样是从新的哲学和认识论突破开始的。推动这种财富总量飞跃的主要动力是16世纪后的物理学革命——物理学的每一步发展不仅带来人类财富形态的飞跃性变化，而且带来哲学和认识论的变化。

　　更大的财富革命今天发生在微观高速世界、空间科学、人类主观符号世界的变化——我们把它称为第三次财富革命。

　　在数字经济时代，财富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抽象；财富的流动越来越快，以至于流动性本身都成为财富价值的一部分；传统财富论中不被承认的 “市场网络”、“商誉和品牌”、“智力和点子” 、“注意力和影响力”都成为社会财富的构成部分；以至于某种制度、文化本身都已经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人类财富形态正在一步步远离人类的生物特征：从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时代。人类的思维和意识作用、社会性需求越来越成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微观高速运动的世界成为人类财富和效用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经营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人认为近两年，中国已经迎来了一次财富革命，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滕泰：确切地说应该是最近二三十年吧，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财富革命。

　　这种趋势在2007年更加明显，所有的行业都很繁荣，证券指数大幅上涨、房价上涨、物价上涨加速、人民币升值加快等等。这么多不同层次的财富现象发生在一起，就是一种财富结构的变化和革命。

　　任何国家到了这个阶段都会发生同样的现象。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东亚等等。在这个阶段，财富结构的确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为例，一代中产阶级就在那个年代产生了，这会深刻地影响以后的社会消费行为、社会文化、阶层结构、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等等。

　　《中国经营报》：同历史相比较，中国的财富革命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滕泰：中国的财富革命同历史上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财富革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复杂性：既有现代农业技术对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改造，即地球土壤生产能力的提高；也有200多年前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那些传统制造业比如纺织业、钢铁生产、汽车制造、铁路发展等传统财富总量的崛起；还有过去100年西方发达国家领先的化学工业、半导体工业、传统家电制造等产业向中国转移；同时还有与世界其他部分同步发展的互联网产业、现代通讯和空间技术、生物技术、金融虚拟经济等新型财富形态的飞速发展；此外还有因为人口城市化造成的房地产业、服务业等的高速发展。

　　总之，中国的财富飞速增长一部分是因为学习西方传统制造业技术、享受人类工业革命的成果、补过去几百年落后的“功课”；一部分是因为卷入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数字财富革命。一部分是在全球化范围内，发达国家淘汰的产业在向中国转移；一部分是中国在数字财富革命时代与其他国家同时起步、展开竞争。

　　两种分类的前者都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现象，是不可持续的，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而后者才是决定未来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本质因素，是可持续的。除了以上传统财富革命和数字财富革命同时在中国发生之外，中国的财富增长还得益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口红利，这个毫无疑问只是历史阶段性的，最多可以持续到2035年。

　　因此，当全球都在关注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经济高增长更多是因为传统工业革命、人口红利和人口城市化造成的阶段性财富崛起，而不是在数字时代的真正领先。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次中国的财富革命？

　　滕泰：有国内的因素，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稳定的政治环境；又比如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好的阶段，2/3的人口年龄在15岁到55岁之间；又比如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

　　也有国际的因素，比如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并且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制造业向中国转换；又比如冷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持续繁荣、需求强劲，刺激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

　　历史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比如过去200多年很多国家都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引进这些过时的技术和资本设备；并且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现象集中体现在最近20年，老龄人口和儿童比例最低，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剩余产品提供者、有效需求构成者和储蓄资本提供者，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还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所以房地产业和服务行业仍然会持续繁荣。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互联网产业已经在全球财富结构中占了重要的比重。简单计算一下IBM、INTEL、微软、YAHOO、GOOGLE、默克、辉瑞等制药公司、以及全球和区域连锁企业、现代通讯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市值比重，就知道人类财富结构在最近20年经历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还不包括这些新技术对传统金融业、服务业、商业、制造业的改造。

　　从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结构分析，上述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人的财富结构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财富大国与大国崛起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财富增长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

　　滕泰：从15世纪以后的全球发展史来看，任何大国的崛起和持续繁荣都应该经历商业优势、制造业比较优势、金融资本优势、制度优势、科学技术优势等等不同的阶段。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大国，但是还谈不上是金融大国，因为我们处于发达国家制定的金融体系中，人民币也不是国际货币，仅仅拥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是没有用的，中国还没有完成从贸易加工优势向金融资本优势的转变，甚至战略上还没有起步。

　　大国崛起必须有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方面的国际地位保障，而在上述体制中处于优势地位又需要比较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来支持。中国当前的崛起能否持续，还要取决于上述国家战略，否则很难持续，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得不到保障，国家和居民财富很容易流失。

　　《中国经营报》：中国应该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上做哪些工作，实现金融大国的地位，进而实现大国崛起?

　　滕泰：最近在美国我很快就养成一个习惯，无论是在商场里拿起一件衣服或者商品，还是在会场里随便拿起一支笔、一个杯子，还是在收到一个玩具一个礼品，我都会下意识去找“made in china”，十有八九我会发现我想找到的东西。

　　所以不难理解中国商品在美国或全球范围内正在或即将面临怎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中国不仅应该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应该有效阻止中国出口商的恶性竞争，督促出口企业用提高出口利润率目标替代追求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节约过度出口造成的国内土地、资源、环境和税收、利润损失。

　　在金融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如果完全以美元等国际硬通货进行结算，升值带来的利润率降低大部分将由中国的生产商和出口商来承担。反之，如果更多的国际贸易用人民币来结算，那么，出口导致的最终外币价格上涨，必然更多地由海外进口商、中间商、和海外消费者来承担。

　　事实上，美元、马克、日元在升值过程中，都伴随着上述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范围和结算比重的提高。1980年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美元的比例是56%，德国马克14%，法国法郎、英镑、意大利里拉和荷兰盾四种货币合计占17%；到1992年美元所占的比重下降到48%，德国马克进一步上升到15%，四国货币上升到18%。在欧元诞生以前的国际贸易，60%左右用美元结算，20%左右用马克结算。欧盟成立以后，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的16%，而美元的国际结算仍然占全球的53%；欧盟内部贸易约占欧洲成员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0%，大部分以欧元进行结算，另外约40%的部分，为了消除外汇风险及相关费用，欧洲进出口商也会倾向于欧元计价。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人民币国际结算的份额却小到疏于统计的地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人民币国际化还包括，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分额，一旦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维护该货币的稳定就不仅仅是发行国一国的责任和要求，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政治、外交、经济的战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尽量减少本国用商品、服务去购买外汇储备的数量，而是用人民币去买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建造中国新财富观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中国历史财富观念的变迁？

　　滕泰：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重农思想一直是社会主流财富思想。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的是法家李悝、商鞅等人，在《商君书》已经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秉承重农主义的执政思想。例如：汉文帝就曾诏告天下：“夫农，天下之本也”；元世祖则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而从工者，多为玩弄“奇技淫巧”的乌合之众；从商者，多为投机“贱买贵卖”的狡诈之民。

　　在工业时代，长期以来主导中国的财富来源思想是“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机器设备、管理、商业流通等等都不创造财富，结果制止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商业流通流域的发展以及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每一种生产要素既然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并且从分配制度上予以保障。

　　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商业是投机倒把，银行和资本市场都是在参与财富的再分配，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是拿的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些错误的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都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如何建造文明成熟的财富文明和财富观？

　　滕泰：中国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的历史，而对世界的文明史和财富发展史普遍了解不多。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西方的历史却是研究如何征服自然、创造(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掠夺)财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印度学者都在研究中国，而中国人却很少关注印度。事实上，我个人的观点，25年后印度就会领先于中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还没有开始，仅仅在计算机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就造成连续十多年9%的增长速度；印度的人口红利也没有开始，现在2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25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了，印度正是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国家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领域无疑是领先中国的，中国人拿什么和人家竞争呢？

　　所以中国人建造成熟的财富文明和财富观，首先要克服夜郎自大的思想，关注世界，用真正开放的思想去认识世界。

　　其次，树立培育正确的财富观，必须要有财富的历史观和财富的哲学观，才有可能理解未来的财富发展方向。

　　《中国经营报》：对于成熟的中国财富文明和财富观，你有什么建议？

　　滕泰：200多年来，人类财富的来源不仅已经走出了农业时代，而且已经逐渐摆脱了牛顿的物理世界，而更多地来源于微观高速运动的世界。如果以牛顿世界观为基础的传统财富观和价值理论已经不能作为经济学和财富理论的基础，中国人还能够以工业制造优势和工业财富骄傲很久吗？

　　微软这样的企业在十年间积累起的财富远远超过有几百年历史的钢铁帝国企业；中国的前十名富豪，大部分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土地新贵；而现代高科技企业即使销售收入远远小于投入成本，甚至完全没有商品销售收入的企业，也可以通过风险资本市场完成其价值实现的过程，迅速回收积累财富。这些使得一大批网络、计算机软件技术、通讯、生物基因等以微观、高速运动为认识论基础的新兴行业和新兴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成熟的”财富文明和财富观，但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财富时代，对于中国人而言，主要就是要树立数字经济和数字财富观！当前用廉价的制造品去交换发达国家的软财富，就如同当年的封建农业面对欧洲的工业资本一样。只有经过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全面反思，对本国的财富思想和价值理论进行全面改造，才可能有经济理论的领先，以及财富繁荣方面的持久胜出。

　　滕泰简介

　　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在美国沃顿商学院做访问学者。

　　滕泰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证券金融，而且延伸到整个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领域，尤其是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功底。

　　主要代表著作：

　　参与合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1955-1995》；专著《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的成长——兼谈中国证券业的困境与出路》；《新财富论》、《流金岁月——大国崛起与资本市场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