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万亿利润 民众重新分享

　　就在今年，大小国企们持续了13年向国家只交税不分红的舒服日子一夜之间宣告结束。

　　9月份，国务院开始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要求一批国有企业上缴2006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并提出从2008年开始，中央企业也都将向国家上缴2007年的相应收益。

　　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中央企业2007年近万亿元的利润中，有800亿元左右将在财政部规定的三类分红比例框架下纳入国库收支，用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支持国企改制，或是填充社保资金。

　　在这个民生为大的年度，这已足够让民众瞩目并雀跃欢呼。因为国企分红的进步确实可嘉，它让大家感受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重新调整的决心，让大家看到了行业收入差距缩小的希望，也使民众对填平几万亿元的社保亏空开始抱有新的念想。

　　但他们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国有企业到底应不应该分红？分多少？这些钱最应该用来干什么？等等这些甚嚣尘上的讨论反而掩盖了问题的关键——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还是追逐营利的企业？它在现今充满民生诉求的社会经济当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在产权根源上的问题显然才是最亟待解决的。

　　尽管国企开始分红的划时代意义值得褒奖，但从利润全额上缴，到不分红再到重新分红，我们国企的改革从起点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点，许多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国有企业庞大的利润有多少是源自政策赋予的市场和资源的垄断？又有多少是靠自身的努力经营而得来？它有多少成分是为社会服务？又有多少成分是为股东以及大众服务？国有企业是以实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职能为主，还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它的公共职能、社会职能、商业职能如何来定位？大股东与小股东，以及作为生产者其与大众消费者的关系又如何去厘定？

　　这些待解难题导致了尴尬的无奈：面对国家，大型垄断国企强调自己是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它们要求按照市场行为去谋求利润；而面对大众和中小股东，它们又扬言自己是国家的组织，担负着敏感的“政策性负担”和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于是这样的事实也就顺理成章：150家中央企业按不同比例向国家交纳利润的同时，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国企又义正言辞地伸手向国家讨要补贴，或者更干脆，欲以“代表国家”的名义，直接把财政补贴划入利润。甚至一些大国企以上缴红利为借口，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垄断，使民众不得不为其质量不高并且昂贵的产品和服务买单。

　　5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人罗纳德·斯科在其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里，就已对由他名字命名的斯科定理进行了集中表述：只有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但50年后的今天，产权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的国有企业，尽管国企分红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