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一体化：重构分工链条

　　上海报道　本报记者　张凤安

　　“这是老工业区，企业的生产车间马上都要转移出去，只留下企业的总部和财务中心，腾出来的工业用地也不再允许进一般竞争性企业了。”

　　2007年12月23日，上海闵行区一位镇长指着偌大的城市模型图对本报记者如是表示。

　　他们的生产车间，将会迁移到一个产业配套相当成熟的地方——苏北。

　　这种看似反常的转移路径，却使周德文对上海的印象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转变。尤其是这半年以来。

　　作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协会会长，过去几年，周德文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率领的招商团，这其中也包括来自上海的区县政府。

　　而与以前直接拉企业去上海不同，现在“他们(上海)更希望的是产业可以留在温州，但是总部或者财务、研发设计中心放到上海”。周说。

　　上海迈出的这一小步，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来说，却是等待多年的一大步。

　　产业一体化：“魔咒”钥匙的遗失

　　长三角产业一体化的路径，是如此清晰而艰辛。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就对长三角经济区作了一体化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个试验做了五年之后，宣布结束。

　　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这是“长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最早雏形。

　　1983年3月22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其范围几经演变，陆续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等五省一市。

　　1983年8月18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建立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制度。他是上海经济区的最高决策机构，一年召开一至两次，商议整个经济区的规划、协商解决各个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成立之初，规划办想找到一个行业作为突破口，来实现行政区间的合作和整个区域内的整合。经过两个月的调研，他们找到了“自行车”行业，提出“能源、外贸、技术改造为规划重点，以区内自行车行业为经济联合的试点”。

　　约1984年4月份，由国有大企业为主体，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跨省市生产联合体正式出现。当时的“永久”和“凤凰”旗下分别依附了区内的五六十家同行企业。

　　但好景不长。因为规划办只有建议和组织协调的权力，而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所以，在行政区的考核结构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年，即宣告解散。

　　随后，虽然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江三角洲16城市经济协调会、三省市有关职能部门沟通协商机制和三省市主要领导定期磋商机制等等机制先后成立，但产业一体化斩获并不大。

　　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在行政区划高于经济区的现实下，重新定位产业分工，是破解长三角一体化“魔咒”的钥匙。

　　蝶变：重构产业分工链条

　　“我们非常期待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宿迁市市长缪瑞林向记者表示，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融合，让苏北的诸多城市充满想象空间。

　　但这取决于上海未来对长三角产业分工的定位。

　　而如今，缪瑞林的期待，也将变成现实。因为，在产业分工上，两省一市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获悉，江浙两省的意见是：一，强化上海与江浙的分工，总体上可以是创新源头、产业龙头与生产基地的协作配套关系，上海侧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江浙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另外，大型石化、电力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项目应更多地向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沿海布点或转移，尤其要针对长三角沿海产业南强北弱的现状，产业布局对北翼沿海倾斜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二是强化省市内部的分工，要根据产业基础和集聚发展的规律，明确建若干个重点产业带。

　　三是强化城市之间的分工，要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选择最适合产业，打造有创新能力的规模化产业名城。

　　尽管上海并没有清晰的利益表述，但如本文开头所提，很多产业的流动，上海已经默许。市场化路径的产业链条的重构，将会使得长三角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在相当长时间内，这样的分工和定位并不是清晰。简单的说，上海、江苏、浙江都想成为一只展翅腾空的蝴蝶。作为龙头的上海，更是不惜“身份”与长三角城市争夺产业，甚至一些基础竞争性产业。

　　“上海应该在绝大部分制造业实行‘退二进三’，这样别的城市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并把自己的服务业集中到上海来发展。”一位专家这样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