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缓解和消除贫困

　　——我国扶贫工作述评(二)

　　罗晶

　　日前，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开发计划署与亚洲开发银行在题为《千年发展目标：2007年亚太地区进展状况》的报告中说，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多个方面走在亚太地区的最前列。“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

　　有几组数据可以成为上述论断最好的注脚：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低收入人口也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6年的3550万，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比例从6.7%下降到3.7%；“十五”期间，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77元增加到1723元，五年中增长了35%，略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928元。

　　中国扶贫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我国扶贫政策主要分为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功能上讲，救助式扶贫保障生存，开发式扶贫促进发展。

　　国际反贫困经验证明，通过开发式扶贫，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素质问题、发展问题和能力问题，形成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事实上，开发式扶贫正是我国多年来农村扶贫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扶贫工作中坚持的一个基本工作方针。

　　具有我国特色的开发式扶贫的经验是全力推进重点工作，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些重点工作中，整村推进、强化贫困地区产业化发展、支持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建立“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等成为了亮点。

　　国务院扶贫办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整村推进是将好钢都用到了刀刃上，将扶贫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对扶贫资金进行捆绑使用，着力改善重点贫困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强化贫困地区产业建设，是变“输血”为“造血”，力促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阳光工程”、“雨露工程”等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工程，教给农民工一技之长，为改善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创造了契机。互助资金的运行，既方便了农民贷款，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激发了农民的创业发展意识。

　　那么，中国当前的扶贫战略框架是否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中国开发式扶贫的前景如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建议，首先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继续致力于消除生存贫困。事实上，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是要让农村贫困人口生有所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贯穿了救助式扶贫的理念。

　　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133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地方各级财政全年累计发放保障金41.6亿元，月人均补助水平为33.2元，比2005年增长11%，有效保障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完善扶贫战略框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在我国，财政投入是扶贫开发资金的最主要来源，扶贫成就的取得和各级财政逐年加大投入息息相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由最初的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44亿元，累计投入1600多亿元。

　　实际上，对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财政投入也成为“事实上”的扶贫资金。这些资金的范围远远要比“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三项“概念上”的专项扶贫资金宽得多。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央财政制定的涉及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达25项，近50个具体项目。如：对县乡财政困难地区的“三奖一补”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新企业优惠等。这些政策投入的资金总量超过了2000亿元。此外，国家的支农和惠农措施也降低了困难群众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等四项税费后，农民人均减负约140元。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农民减轻了教育负担。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成为解决亿万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举措。

　　从2002年开始，各级财政和扶贫部门创新了扶贫资金的管理机制，逐步推广了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账制，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探索解决贫困农户贷款困难的多种途径。2006年，全国扶贫贴息贷款比例用户达到42%，比2003年提高了23.5个百分点。

　　“当前，一个‘大扶贫’的概念正在形成，扶贫开发工作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今年11月召开的扶贫开发形势与政策研讨会上表示，现在区域政策、行业政策、社会政策都在努力向“三农”倾斜，不同渠道进入贫困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加。除了扶贫开发工作的专项投入继续增加外，更多的社会资源服务于缓解贫困这个目标，这将对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