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环保的矛盾能否理顺，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法新社

　　“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不公平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予以反驳。

　　无论对中国的责难是否继续，一趟加速前进的列车不会再放慢脚步，中国已经作出了比美国多得多的减排承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刘俊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事隔3个月，王宗来依旧难忘悉尼APEC会议上与美国的那场气候交锋。

　　“美、澳一心要让《悉尼宣言》发出脱离《京都议定书》轨道的‘积极’信号，我们不同意。”这位临危受命奔赴悉尼参与气候谈判的中国外交部条约法规司副司长回忆说。

　　磋商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一路“拔钉子”、“除地雷”，“要求宣言必须写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能写入为2012年后气候变化安排确定原则和框架，坚持把‘框架’改为‘安排’等等。”

　　2007年，像这样中外关于环保问题的较量屡见不鲜。无论是在德国G8峰会、悉尼APEC会议上，还是2007年岁末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巴厘岛大会)上，都是如此。

　　联合发展中国家“迎战”西方

　　谁曾料想，3个月后，陆克文在大选中胜出，让澳大利亚的态度突变。在12月初举行的巴厘岛大会上，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京都议定书》。

　　而美国却依然在叫嚷。只是他们忘了，中国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今年4月，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会议，商讨此次巴厘岛谈判的对策。”具体参与“技术开发与转让”谈判的中国代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李丽艳说。

　　在整个巴厘岛大会期间，“77国＋中国”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鼻孔出气”，跟这次提前的沟通不无关联。在12月3日的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77国＋中国”按照事先确定的策略，正式要求将“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列入议程，提议在大会获得通过。

　　但第二天的公约履行附属机构会议上，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法律程序不明确”为由，反对“77国＋中国”的提议。面对这一变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再度唇枪舌剑，最后以胜利告终。

　　其实，在10年前的京都气候会议上，这种发展中国家联合一致的行动就已经出现。

　　“一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相关负责人先是拜访印度代表团负责人，要求在立场上达成一致，然后在‘77国＋中国’协调会上给大家讲形势，呼吁发展中国家用一个声音讲话。”王宗来回忆说，他当时作为中方的代表亲历了整个过程。

　　“当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一抛出来，发展中国家代表立即纷纷上台抢占话筒，一个接一个发言，万炮齐轰，气势如虹，几乎占据所有的会议时间。”

　　10年过后，中国带头为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的态度依旧未变。

　　在这次巴厘岛大会上，对于某些发达国家一再提出希望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严辞拒绝：“它们所说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印度、巴西，也不用羞羞答答的。”

　　重拳挥向国内环保改革

　　中国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解决环境污染的迫切性。

　　今年5月以来，蓝藻一路泛滥于太湖、巢湖和滇池，更让普通中国人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环境息息相关。

　　“目前面临的污染形势非常不利。”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目前是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同步展开，但中国的环境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发展模式。早在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让马军感受到了政府态度的变化。

　　“温总理坦承，2006年没有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总理的这个表态让我很感动，但他也强调说这个目标是不容动摇的。”马军说。中国在“十一五”节能减排规划中规定：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2007年6月4日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则更为细化，比如规定2010年，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等。这部方案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紧接着，6月20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最引人注目的是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总理亲自担任，这在国际上是没有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凌唏感叹说，这说明中国坚决推行节能减排的姿态非常明显。

　　当然，力度也前所未有。

　　8月，国资委连下两大重拳。一是规定除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两大目标外，一些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重点行业必须力争提前一年完成。二是规定2007年开始，将把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这样的“一票否决”同样适用于地方官员。12月初，国务院批转了节能减排统计考核方案，减排不达标的地方官员将被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一年之内，推行落实这么多措施，这是许多西方国家也无法做到的。”周凌唏说，很多欧美的同行都对中国政府的环保努力交口称赞。

　　“中国环境威胁论”依旧兴风作浪

　　但西方媒体和政治家却不这么认为。

　　多年来，西方世界流行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一直甚嚣尘上，2007年更甚于以往。11月，美联社信誓旦旦地宣称，中国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带，就像一股黑色的风暴，缓慢地向美国移动，大约5到10天就能抵达美国上空。而中国的邻国也开始兴风作浪，因为觉得韩国的天空变黄是中国沙尘暴所致，韩国一些网民甚至在互联网表示应向中国提出赔偿要求。

　　政治家们的借口则更加冠冕堂皇。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责任，理由只有一个——200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但他们却闭口不提另外一个事实。“中国人均排放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发达国家的1／5，美国的1／7。”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说。

　　这种指责更为不公平的地方还在于，西方只看现在，不讲历史。

　　“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有300多年，是工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贡献者’。”邹骥教说。对此，周凌唏也表示，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寿命非常长，有的甚至能达上万年。“也就是说美国过去若干年排的气体还在大气中。”

　　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弯路

　　另一个西方国家回避的“历史”就是，处于分工产业链最高端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把易形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两年前，美国的研究人员就指出，中国排放废气中有14%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物造成。可是，即便发展中国家想履行更多责任也不行，因为发达国家一直不愿意转让先进环保清洁技术。

　　无论对中国的责难是否继续，一趟加速前进的火车不会再慢下脚步，何况中国已经作出了比美国多得多的减排承诺。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一直并将继续在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

　　“一方面自己要继续减排，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一方面要继续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迫使发达国家无偿或者低价转让清洁技术，直接利用他们的经验和优势，不能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周凌唏说。

　　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将颁布，《能源法草案》也会出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将可能批准成立环境部、能源部。一个与公众利益更直接相关的法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也将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这让马军充满期待，“这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对这些企业的环境表现进行监管，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记事簿】

　　3月 G8成员国和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的环境部长在德国召开会议。会上，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要求“后京都谈判”的具体减排目标中必须包括中印等发展中国家。

　　6月 德国G8峰会期间，西方媒体进一步热炒“中国环境威胁论”，称“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11月 美联社加入炒作大军，妄言中国的煤矿污染导致美国西海岸云层增加，臭氧层浓度上升。

　　12月 总部在英国的世界发展运动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必须为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负责，而不是去指责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