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鼠大战尝试终结

　　本报记者 张子瑞 实习生 尤博

　　如果今后有人写一本关于中国城管执法的书，那么书里应该有这样两个人。

　　一个是崔英杰，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摆了个烤肠小摊，但没有摆摊所需的证照。

　　另一个是李志强，北京市优秀的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在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

　　在很多人眼中，一个是善良淳朴的谋生者，一个是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 两人素昧平生，却在一次日常的清理无证摊贩的过程中，彼此的人生因对方而改变。崔英杰近似疯狂的一刀，使得李志强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悲剧发生了，可是血不会白流。正如几年前的孙志刚事件，终结了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崔英杰案，推动了城管执法方式的转变。

　　于是，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里，我们看到，城市小贩有了越来越广阔的生存空间，城管执法有了更明确的法律界定，执法人员以一种更亲和友善的形象走近被执法者。

　　地摊解禁现曙光

　　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由来已久。崔英杰案只不过是这种矛盾走到极致所显现出的一个极端事件。 2007年“两会”前夕，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开启了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先河。此后，重庆、南京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

　　今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也纷纷建议，地方政府应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由此来临。

　　(2007年3月，《市场报》陆续推出了《地摊呼唤合法空间》、《地摊小贩盼发执照 》、《地摊小贩可依法维权》等对此进行了系列报道。)

　　在经过决策者、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的热议和论证之后，人们基本达成这样一个谨慎的共识：小贩的谋生权高于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城市管理者应在优先满足小贩们的谋生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

　　诚然，正如专家所言，解禁马路摊点还需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也并非是“一解万事大吉”。诸如：对于解禁可能带来的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以及对公共空间可能产生破坏性作用等应做好有效管理的预期。

　　无疑，禁止摆摊是最简单的管理方式，而地摊解禁将真正的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可喜的是，城市管理者已做好准备。

　　柔性执法受欢迎

　　最近，在北京城管队员赵中国和房山窦店负责残疾人工作的王淑桂帮助下，“残摩”司机王德福在村办企业找到了正式工作。家住窦店的他，患小儿麻痹，为了生计，王德福曾在北京西站一带拉“黑活儿”。赵中国在一次执法中查获了正在“拉黑活儿”的王德福，但他没有像过去一样生硬地开出罚单，而是与王德福拉起了家常。得知王德福家庭困难后，赵中国多方联系，帮他在村办企业找到了工作，让王德福感激不已。

　　王德福的事例仅仅是北京城管转变执法理念的一个缩影。2007年5月28日起，北京对摆摊设点等违法行为不再单纯依靠罚款处置和“一步到罚”的简单执法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逐步推行的“提示、告诫、约见、建议、回访、披露”六项柔性执法新政。

　　对于北京城管部门执法方式上的这一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教授莫于川表示，柔性执法在法制进程中是一种潮流，是行政民主化的潮流。

　　(《市场报》2007年11月9日第1版以《柔性执法难解城管难题》为题对此做了相关报道。)

　　12月12日，从北京市城管执法系统行政指导工作经验交流会透露出的最新信息，今年1至9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受理执法风纪案件511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1%。柔性执法改善了执法机关与执法对象的关系，城管执法人员的形象也得到了改善。

　　城管权限更明确

　　是什么导致了城管执法人员和被执法者之间冲突的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执法于法无据。城管执法职能、执法范围、执法手段等都不够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从1997年国务院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至今已10个年头，但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还没有出台一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

　　12月初，从北京市相关部门传出消息，《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 在这部《办法》法令中，首次明确了城管执法机关的职责权限。诸如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无证导游以及流动无照经营等14类城市管理方面的处罚权将统一由城管执法机关行使。

　　(《市场报》2007年11月21日第9版以《北京首次明确城管处罚权》为题对此做了跟踪报道。)

　　名正则言顺。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执法权限的明确，更便于其日常工作的开展；而对于被执法者来说，有法为据的执法才更容易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