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小法人体制是合作金融当务之急

　　杜艳

　　2003年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本着“花钱买机制”的原则，央行一方面采用“再贷款”和“专项票据”，置换农信社不良贷款和历史挂帐；另一方面，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县级法人机构产权制度。4年过去了，农信社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在滋生。为此，我们专访了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朱范予先生。

　　经济观察报：浙江是本轮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地区，你们先行先试的经验会对其它地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您看来，浙江省联社现在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有哪些？

　　朱范予：总体而言，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环境、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差异较大。从浙江的情况来看，特别是自去年以来，我们农村信用社所面临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的各项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今年三月份存款市场份额曾一度达到最高峰，超过传统位居第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压力与挑战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存款波动加大、存贷比不断攀升、经营压力日益加大。短短一年时间，冰火两重天，环境日趋复杂，挑战日益严峻。

　　经济观察报：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宏观调控的大环境下，金融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农村金融产生哪些影响？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又会对于农村合作金融这个体系产生哪些冲击？

　　朱范予：我们认为金融市场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从长远看，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将对农村合作金融系统经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是，严格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能力的考验。自去年以来，因为市场价格的变化，普遍出现了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上升、盈利水平下降甚至亏损，以及企业资金跨行业移用于房地产开发、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信贷资金跨区域投资等信贷风险。同时在央行多次紧缩流动性政策下，银行业机构的流动性压力开始凸现。以浙江农村合作金融系统为例，今年存款波动性增大、存贷比高位运行、备付率低位运行，个别县级行社甚至出现流动性不足迹象。与大银行相比，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对宏观调控风险反应不灵敏等问题，风险管理的压力非常突出。

　　另一方面，目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最明显的冲击，一个是出现了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存款向资本市场持续分流的局面，另一个是与资本市场关联的各类金融理财服务、现代结算服务等需求明显增加。但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由于机制限制、创新意识不足，尤其是人才、技术等创新支撑系统的制约，这些业务难以及时有效开展。

　　还要看到的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农村合作金融系统传统业务的挤压。特别是在浙江县域和发达农村地区，各类商业银行的拓展力度明显增强。农村合作金融的传统市场地位受到明显挑战，尤其是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新增存款市场份额出现下降趋势。

　　经济观察报：您提到的上述三大问题，给我们呈现出的更像个平面图，但如果我们剖开来看，您认为根源在哪里？

　　朱范予：我想浙江农村合作金融系统面临的发展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宏观大环境下凸现的体制性的难题。这种体制对历史上的农村信用社发展功不可没。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独有的。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通过管理革新、下放审批权限等方式开始灵活多变地加强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小法人体制的缺陷却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其自身努力来解决。

　　经济观察报：说具体点呢？

　　朱范予：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小法人体制缺陷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法人治理能力。完善内部法人治理过程漫长，需要外部的矫正和纠错机制。二是缺乏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三是缺乏有力的科技服务支撑。四是缺乏吸引高端人才的有效平台。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您操刀改革，您认为该怎么改？

　　朱范予：应该进一步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轮改革成立省联社，赋予省联社行业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应该就是要解决农村信用社小法人体制缺陷的重要制度安排。

　　目前，省级联社的职责权限、责任边界等仍然不明确。性质的模糊性使得省级联社吸纳高级人才的平台作用难以发挥，同时省级联社业务经营功能受到政策限制，在人员配备、薪酬结构等方面也受到许多制约。这些条件极大制约了省级联社对成员行社的金融服务能力。我们认为，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涉及到两个纬度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更好地理顺现行的行业管理体制、形成合法科学的行业管理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更好地增强现行的行业服务功能、更充分地发挥整体性功能与增强系统竞争力的问题。具体地说，(1)在组织架构上，通过坚持省县两级法人体制和完善全省农村合作金融体系；(2)在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增强行业服务能力；(3)在运行方式上，全面推进现代经营机制。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