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导演 新世界

　　郭娟

　　12月的广州，某某老铺，刚把视线从一碗双皮奶上挪开，就看见了赵良和朱春光。去年我们曾在探索频道在北京的办公室见过面，他们是那一年“新锐导演计划”里的两位，我们花了一整个下午想要弄清楚他们不断说起的探索频道给他们带来的“新的视角”到底指的是什么，谈话越来越具体，应该怎样开头，怎样安排节奏，每个镜头的长度，后期剪辑时制片人如何把素材的顺序全部打乱让他们看得瞠目结舌。这几乎也是今年新晋六位新锐导演最强的感受，好像一个屏障被打破了，眼前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无论对于片子本身还是整个制作过程里的各个环节——第一时间抓住观众，快节奏的剪切，一定的戏剧冲突，专业的制片人，合同等等。

　　探索频道的“新锐导演计划”到现在已经做到了第四届，所谓新锐，并不一定是从拿着DV开始练手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电视台工作，有的还是学生，有些已经有过独立制作纪录片的经验。每部片子长度大约半小时，短小精悍，而题材则从民俗、人物、环保到城市，不一而足。

　　我问朱春光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在给新片子找买家，上一个片子已经成功地卖出去了。这几天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正是能接触到国际买家的机会。而“国际市场”几乎是这些独立纪录片导演不多的出路之一。国内电视台依旧保持着不从外面买片子的习惯，节目制作在电视台内完成，而电影院更是少有纪录片的放映。中国观众似乎并没有看纪录片的习惯，脑子里对纪录片最根深蒂固的印象来自小时候的科教片或者现在电视台经常出现的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宣传性大部分超过了娱乐性，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口吻太说教，节奏太拖沓，经常在换台的间歇迅速跳过了。

　　韩蕾，在浙江电视台做编导已经有15年，是六位新锐导演里年纪最长的一位，这次她的《民膳汤包》入围了新锐导演计划。她说自己比起年轻人，优势可能就是技术和制作的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所要适应的是观念上的改变。“你是要去适应国外的观众，这些片子是要卖到国外去的。”她说第二天要去参加一个国际制片人的会议，听听别人怎么介绍自己的方案，而买家中意的题材又是哪些。“你必须了解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她说。她来去匆忙，在电视台的工作很辛苦，可能连续几天不能睡觉，眼睛盯着屏幕，我们说话时，她眼里都是血丝。她说自己就兴趣而言，还是更喜欢拍些有人情味儿的，小处着手的题材。现在电视台做纪录片没有从前多，电视剧和娱乐节目占了最大的一块，但是去年他们台里做的关于中国大使的片子还是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因为观众对这个题材有好奇心。电视台能够提供的平台稳定而且充足，但是按着老办法来，纪录片很难抬头，需要更活跃和生动的表达方式。

　　不同的纪录片节也针对着不同类型的片子，“比如法国的真实纪录片节可能就是比较偏艺术的，而像广州这样更多是商业的，导演、制片人和买家互相了解的机会。”这也指向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探索频道提供的模式更是一个工业化的流程，有一定之规，有导向，可复制和学习；而“偏艺术”的比如国内近几年在国际上获奖纪录片——赵亮的《罪与罚》去了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随后又在南特电影节获奖。再有前几年王兵的《铁西区》，拍的是沈阳的老工业区铁西区，下岗工人，用跟踪式拍摄，长镜头，拍摄者的参与甚少，《铁西区》光是最后的片子就有9个小时的长度，素材的长度自不必说，王兵前前后后做了几年完成，资金不稳定，大部分时候要自己来出，是个人的创作而不是合乎商业模式的操作，中间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余琼，《绿色长城》的导演，正在为她的下一个片子找投资，她说找到当然最好，资金和制片人都可以在前期就参与进来，即便找不到，也不会放弃拍摄，出来的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形态的东西，然后再去寻找买家，关键是题材要好。对于国内的市场，导演们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李磊和赵航是林业大学的同学，大学社团里开始拍片子，他们的题材是国内少有人涉及的生物类纪录片，这同他们的专业背景和兴趣都有关系。这次他们拍的片子叫做《虫缘》，讲的是一群拍摄昆虫的摄影师的故事。李磊和赵航年纪都不大，刚刚毕业几年的时间，他们说现在正在准备成立一个工作室，“这不足以谋生”，所以两个人都还有着另一份更稳定的工作——李磊在《国家地理》，而赵航的名片上则印着“凤凰卫视”节目编导的Title，工作时间的灵活让他们有精力腾出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国内现在拍这个的人很少”，李磊说，“而且跟国外的质量差得很多，比如BBC或者探索频道。”现在他们还处在大量吸收的阶段，看片子，分析拍摄的角度和剪辑的方法，把经验用到自己的作品里。

　　“关键在于学会别人的方法，然后实现自己的东西，纪录片本来就是西方的东西，就像摇滚乐或者是涂鸦，其实都是在模仿西方的形式，但是慢慢地自己的东西会出来。还是会有自己坚持的东西”，赵航说。“还是学习吧，不光是技术”，他们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