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美国第39任总统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所世界最大的法学院发表演讲。贵校徐显明校长今年四月来美国访问与我会晤时，告诉我说中国政法大学有17000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我了解到，自从1952年贵校建校至今，已有10万名学生从这里毕业。现在这些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及行政系统的支柱力量。

　　法律与政治的历史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跟你们也一样。我在7岁的时候就对中国有所了解。我的舅舅汤姆·格迪当时在美国海军服役，并驻在中国。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前后，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就像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孙中山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民主、法治的国家。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又遭强权入侵，加之中国人普遍缺乏对法治的尊重，孙中山的梦想被惨痛腰斩。

　　1949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们的基地在夏威夷，当时我所在的潜艇在山东青岛附近执行任务。青岛让我想起1919年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参与下签订的一个重要条约——《凡尔赛条约》。该条约把山东半岛从德国人手中转到了日本人手中。这一决定引发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五四运动。当我看到青岛附近山岭的硝烟，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时，我意识到，五四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思想和政治能量正在改变着中国，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果不其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恰好是我25岁生日。在1949年以前的30年中，中国事实上没有法制。对孙中山的继任者而言，所有的法律仅仅是一纸文书；对毛泽东以及他追随者如邓小平，他们一直疲于奔命，除了在像陕西这样的解放区，他们没有时间、精力、甚至地域来通过并实施法律。

　　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转折点。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做出了一个历史性裁定，废止了最高法院在58年前做出的一个裁定。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从此违宪。我现在仍生活在佐治亚的南部，当时那里许多美国白人对这一裁定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出现，不能接受有色人种同白人在同一个餐馆就餐、在同一个剧场看电影、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在同一间教室受教育。

　　然而，社会恐惧与政治异见并没有把我的国家引向另一场内战。相反，随着对最高法院裁定的执行，在耐心、勇气以及民权运动领袖们貌似非法的和平抗争中，令人厌恶的旧种族制度终于被推翻。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位民权运动领袖，他是我的佐治亚同乡，也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62年，我参选佐治亚州参议员。由于当地政治大佬的舞弊，我虽然获得胜利，却被宣布败选。我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一位诚实的法官宣布舞弊选票不能统计，我顺利当选。这样一桩政治非正义事件得到纠正是因为那位法官的决定未受佐治亚政府官员和党派大佬的干扰。如果没有这次司法的公正与独立的胜利，我的政治生涯大概在那时就结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只有12岁，它刚刚从灾难性的“大跃进”当中走出来。几年之后，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内政治越发变得不可预测与神秘，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顿，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恐惧。贵校也在那时被关闭，像钱端升这样的教授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学生也走出学校，进入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

　　1972年，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后，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解冻。不幸的是，为了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违反了美国的一些法律。为了掩盖这些违法行为，尼克松又违反了更多法律。这些违法行为以及对权力的严重滥用导致了尼克松的辞职，无数美国人对其大失所望、愤怒不已。

　　当时的美国政局混乱，要求尊重法治、讲真话、增加政府透明度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竞选美国总统。当时我52岁，做过海军军官、农民、参议员、州长，但在佐治亚以外无人知晓。在竞选中我自始至终都在回答两个问题：我们的政府能否变得诚实、开放、公正并富有同情心？我们的政府能否胜任它的工作？美国人民需要变革，而我就代表变革。

　　就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之后几个月，我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大约同时，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比如邓小平，开始意识到践踏法治、行政神秘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失败以及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的任意干预会给共产党靠艰苦斗争得来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创伤。丢掉执政合法性就意味着中国将又一次进入灾难性的王朝更替。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尽管美中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没有明确说哪一方是这个中国。当时美国仍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我于是开始与邓小平秘密谈判，纠正这一错误。1978年12月15日，差不多是29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与我同时对外宣布，美中将于1979年1月1日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三天之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放弃继续革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建法治，停止国家因言论、信仰甚至家庭出身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我听说，重开被关闭了8年的政法大学，也是那次会议的决定。

　　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这一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台湾支持者们强烈的反对。他们宣称不承认台湾只会削弱美国的信用，并试图推翻这一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我两年后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我从未后悔做出这个决定。邓小平1979年2月访美之后，两国友谊与合作的大门终于敞开。在美国大学里深造的中国学生很快达到了10万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保障宗教自由。邓小平告诉我说，中国将先从农村开始恢复经济自由。邓小平邀请我和家人来中国见证这些变革。之后不久，公平和自由的地方选举在中国近65万个村子展开。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押，我在美国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年没能访问中国。我于1981年接受了访华邀请。从那以后我经常来中国访问，先后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会面。我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法治、政治透明度与民主方面的巨大进步。

　　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要通过法治保障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机会平等，令人感动；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更为广大的人民，令人兴奋；胡锦涛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令人鼓舞。这些目标与卡特中心在过去25年里追求的 “维护和平、抗击疾病和建设希望”的使命完全一致。

　　你们的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大国。中国的未来充满机遇与责任。全球变暖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中国高速的工业增长使中国成为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最大排放国之一。中国必须同国际社会共同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对能源的需求，使得中国可以在诸如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中国与缅甸关系独特，国际社会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缅甸的纷争。

　　从微观层面而言，卡特中心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不同的是，卡特中心没有任何权力与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邀协助主权国家在推动和平、自由、民主、改善环境质量、减轻人类苦难方面提供服务。我们做过的工作包括协助磋商和平协定、减少侵犯人权行为、69次观摩国家一级的选举、协助800万个非洲家庭提高粮食产量并保护耕地质量、帮助数百万赤贫人口减少或免于可预防疾病的困扰。

　　巨大的影响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产生，这些和平途径与国际准则以及贵国古老的价值传统一脉相承。

　　在21世纪之初，我应邀在挪威的奥斯陆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世界在新千僖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我的回答是：“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包括一国内部的差距。

　　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功，但财富的积累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只中国，美国也同样深受贫富差距过大之苦。胡锦涛主席已经把贫富差距看作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之一。各国领导人应该共同应对挑战，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对挑战需要智慧与坚韧。

　　和你们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和你们不同的是，我后来成了一名工程师，参与开发舰船核动力的工作。在选择这项工作时，一位令人生畏的海军指挥官、也是和平使用核能之父的海军上将海曼·黎柯夫对我进行了面试。在交叉询问阶段，他问到我的毕业成绩。当时我自豪地对黎柯夫说，在820名毕业生中，我排名第52。他没有对我的成绩表示欣赏，而是厉声问道，“你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吗？”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承认说，“并没有一直都竭尽全力。”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一直都竭尽全力，然后移动椅子背对着我，结束了面试。我得到了那份工作，但黎柯夫将军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忘记。

　　像贵国曾经涌现出的杰出先辈们一样，我希望你们将来能成为富有勇气和远见的领导者，为此你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祝你们学业有成，事业顺利！我希望你们也总问问自己，“为什么不竭尽全力？”

　　(本文为作者2007年12月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孙广星译，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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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