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C中国能效融资项目：能效融资亟待政策催化剂

　　福州报道 本报记者 贾玉宝

　　与数个中资商业银行的能效融资合作意向书在近日摆到了徐秋文的案前。这是继与兴业银行、北京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后的新成果。

　　徐秋文为国际金融公司(下称IFC)高级项目官员、中国能效融资项目负责人。自2004年开始,徐所带领的团队一直在中国策划能效融资市场。数个新项目的即将签约,意味着IFC已经在能效融资领域充分吸引了中资商业银行的眼球。

　　这数份<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约定,IFC将向合作银行提供数亿元人民币不等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这些银行更大额度的贷款组合,投向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基于中国巨大的能效融资市场需求,在徐看来,能够参与的商业银行越多越好。但是,因为能效融资项目所在的行业,往往属于国家宏观调控限制领域,在新的配套政策没有出台之前,IFC和中资商业银行界仍感到不少掣肘。

　　<21世纪>:IFC如何估计中国能效融资的市场空间?

　　徐秋文:能效融资我们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刚开始是在南斯拉夫国家做,这几个国家相对市场较小,而且比较分散,虽然做了很久,但项目总量很小;随后,我们又把项目推广到立陶宛、爱沙维亚、拉脱维亚三国;2002年底扩展到俄罗斯,进而开始考虑中国。中国的市场调研是从2004年开始的,真正的项目开始于2006年。我们在中国跟兴业银行现在合作的项目规模已经超过了前几个国家的合作项目。

　　中国能效融资的市场空间巨大,按照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计算,为了实现"十一五"期间降低能耗20%的目标,需要进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实际上每年存在着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融资市场。

　　<21世纪>:但不少人认为能效融资项目前期的经济可行性不是很好,利润也不是很高,你们引入的CDM机制(洁净发展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碳减排交易,能解决市场认识的问题吗?

　　徐秋文: CDM是一种发达国家政府或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生产企业购买二氧化碳减排量的机制。由于中国在该领域的市场和技术尚未成熟,银行的支持力度也就比较差。而引进CDM机制,我们可以给CDM项目一定的补贴金额,让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变得更好,接下来会看到更多的CDM项目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如此一来,有信心参与放款融资的金融机构就会越来越多。

　　真正的CDM销售从三个部分产生,一个是<京都议定书>产生的CDM发展机制,<京都议定书>允许参与的发达国家,花钱支付在发展中国家执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以抵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是发达国家因自身的节能减排项目而产生的碳金融交易。三是CDM双边贸易,比如在芝加哥气候变化交易所能开展减排交易。

　　由于中国的项目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规模,节能减排项目的潜力很大,可以先从第一种销售模式做起。关于这个市场规模,现在我还不能给你一个量的指标。我们刚刚开始与兴业银行一起做一项全国性的调研,希望了解5-10年中国的CDM项目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21世纪>:IFC如何在中国展开公关和合作的?

　　徐秋文:中国庞大的能效融资市场仅靠IFC或其他几家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市场的手段,发动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一起合作。

　　我们首先取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我们有个顾问委员会,中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人大、经贸委等部门有关人员都是成员,顾问委员会每年都会开一次年会,来自中国政府机构的顾问委员十分支持我们的能效融资项目。

　　而在市场化合作上,我们已和几家中国的银行开始了合作。我们在去年5月开始与兴业银行合作,完成了一期4.6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目前正在设计二期合作,总的贷款盘子是26亿元人民币。此外,我们跟国内几家主要的商业银行也在进行谈判,包括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

　　实际上,由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国内很多金融机构还没认识到这是一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得非常完美的行业。而国外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和投资银行,则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像高盛、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都是进入中国节能减排投融资市场的国际金融机构。

　　<21世纪>:目前能效融资在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障碍?

　　徐秋文:是的。这个项目群更重要的催化剂来自政府政策。目前中国节能减排行业在投融资方面有障碍,除了商业银行认识上的不足,实际上还有国家政策跟法规不是很到位的问题,我们也会用比较正式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中国的立法机构能参与到节能减排投融资的工作中来。我们在尽量利用我们的影响,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