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眼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埃伦·霍尔默日前在华盛顿知名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主题演讲中指出，美中经济之间的互相依赖愈来愈深，但随着两国关系的成熟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发展，贸易和投资也越来越成为双方摩擦的源泉。

　　处理好这一复杂关系，双方都需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才可能双赢和互利，两国间的“战略经济对话”就是这样的方法。霍尔默认为，战略经济对话不应仅仅为了对话而对话，遇到双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不应随便放过。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就是设定优先处理的问题并找出实际的解决方法。

　　在本次对话举行之前，记者采访了三位在研究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上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就本次对话的部分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战略经济对话能否持久受关注

　　受访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袁鹏

　　该机制的继续存在及其发挥特殊作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即使美国政府易人，即使战略经济对话的名字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对话所确立的精神和原则。不过，为了确保机制的生命力，双方本着坦诚、相互尊重、共担责任、共享利益的精神，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不仅必须，而且必要。

　　记者：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展开。除了一系列具体议题之外，战略经济对话这个形式本身能否存活下去，是否也越来越成为中美双方都在关注的问题？

　　袁鹏：是的，这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至少从美国角度来看，战略经济对话目前面临着三重挑战或压力：

　　一是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一批国会议员反复抱怨，战略经济对话未能给美国带来实惠，“并未取得具体成果”，尤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他们质疑战略经济对话的实际效应，进而批评保尔森乃至布什政府，称保尔森推动建立对话机制的目的只在关注他所代言的华尔街投行们的利益，对美国中小业主们的利益关注不够，在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压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着力不够。国会议员们的抱怨因为美国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二是以保尔森为代表的布什政府的抱怨。保尔森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以压人民币升值为筹码，敦促中国更大幅度地开放金融、保险、证券市场。但迄今为止，他们认为中国并未完全满足其战略预期。其结果，用一位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的话说，保尔森有可能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可能因此而失去继续推动对话的原有动力。

　　三是人事更迭可能带来的挑战。如果2008年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上台执政，由于其更多代表中小业主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民主党政府有可能因为对战略经济对话内容的不满而对这一形式加以废弃。何况，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经奉行过ABC政策(anythingbutClinton,凡是克林顿支持的都反对)，民主党会否奉行ABB政策(anythingbutBush,凡是布什支持的都反对)也值得观望。

　　一句话，美国方面比较担心战略经济对话的“生存问题”。保尔森的顾问霍尔默等人因此一再明示或暗示，“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所以，中方应该抓住第三次对话的机会对美国“有所表示”，以具体成果打掉国会议员们的抱怨、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也给足保尔森面子，使得即使民主党上台执政也没有理由废弃这一对话形式，或者充其量换个名字而已。

　　从中方角度看，对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也不无顾虑。主要在于，该机制似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中国单方面提要求或施压的平台，一定程度上有所偏离最初确立的从战略高度经营两国经贸关系和从经贸角度维护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一目标。

　　这种对战略经济对话前景的忧虑其实是正常的。它反过来促使双方重新定位或思考对话的目的及实际意义，从而更务实地去规划未来的路线图。

　　尽管有诸多疑虑，但是该机制的继续存在及其发挥特殊作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即使美国政府易人，即使战略经济对话的名字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对话所确立的精神和原则。不过，为了确保机制的生命力，双方本着坦诚、相互尊重、共担责任、共享利益的精神，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不仅必须，而且必要。

　　记者：从前两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上看，对话有哪些实际意义？

　　袁鹏：实际上，前两轮对话的结果已经显示，战略经济对话至少有三大意义：

　　第一，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存在的经贸问题，避免了因某些具体摩擦或争端而冲击两国整体经贸关系乃至战略关系。人民币汇率问题、产品安全问题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不能不说与该机制的存在大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经济对话扮演着危机预防的特殊角色。

　　第二，战略对话机制与战略对话机制等多个对话机制一起，共同编织起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机制性网络或平台，客观上有助于实现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

　　第三，对话有助于增信释疑和从一个侧面展示两国新型战略关系的新特点。诚如吴仪副总理所说，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重要的历史性跨越，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的意志和信心。也如霍尔默所说，这一机制有助于培植“建立合作的新习惯”。

　　强压人民币大幅升值缓解不了美对华贸易逆差

　　受访嘉宾：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预算，2006年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为0.77美元，而美国产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为20美元，相差26倍！人民币该升值多少才能抵消这一巨大的差距呢？

　　记者：2006年12月14至15日，在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保尔森财长称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问题是人民币汇率。2007年2月7日，保尔森在参议院作证时说，布什政府在面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已经竭尽所能敦促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并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加速人民币改革步伐，则国际社会将对其失去耐心。

　　2007年5月22日至2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汇率问题依然是焦点。5月24日，布什总统在会晤吴仪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人民币改革的进程。他说：“我向吴仪女士以及中国代表们强调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非常关注他们是否将让人民币升值。”美国为什么总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周世俭：2007年1月31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国会作证时说：“要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人民币对所有货币的汇率就应上升20%以上。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要上升40%左右。”他还威胁说：“如果在2007年5月下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财政部下一份半年报告出台之前，中国没有交出‘保证金’，即没有将人民币升值10%以上的话，中国将带上‘货币操纵者’的帽子”，“美国将与七国集团合作达成‘广场2号协议’或‘亚洲广场协议’，以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

　　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度升值，以达到减少自己贸易逆差是美国历届政府多年来的惯用作法。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压马克大幅升值，当时4.2马克兑1美元到80年代末升值到1.5马克兑1美元，上升64%；80年代中期，美国又压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2月的263日元兑1美元猛升到1988年2月的128日元兑1美元，升值51%；80年代末，美国压新台币升值，限令新台币半年内从42新台币兑1美元升到25新台币兑1美元，升值40%。

　　但效果如何呢？多年以来，美国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一直处于贸易逆差。2006年美对德贸易逆差达到478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达到885亿美元，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达到152亿美元。

　　再以压欧元升值为例，2002年1月底，1欧元兑0.86美元；2006年7月，1欧元兑1.29美元，欧元升值50%。而美国对欧元区12国的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540亿美元，猛增到2005年的915亿美元，增长70%。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是否有竞争力是多种因素构成的。简单地依靠压对方货币升值来减少本国贸易逆差是传统的和狭隘的国际贸易思维。时代发展了，这种作法也应该加以调整和更新了。

　　从中美贸易来看更是如此。截至2007年9月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9个百分点。而按美国统计，2007年1~9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859亿美元，比2005年1~9月对华贸易逆差的1463亿美元增长27.1%。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未发挥多少作用。实际上，劳动力价格低廉和产业集群化是中国产品富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预算，2006年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为0.77美元，而美国产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为20美元，相差26倍！人民币该升值多少才能抵消这一巨大的差距呢？

　　保障食品和产品安全中美应消除误解

　　受访嘉宾：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周林

　　食品安全是全球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意味深长地强调：食品安全是全球问题，不应该特别针对中国。日本《朝日新闻》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其实并非只有中国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事实是，一些商家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搀杂使假的事，在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范围到处都有发生。

　　记者：美国财长保尔森日前在接受当地电视媒体专访时指出，食品和产品安全将是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首要议题。当中美两国去年9月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初，谁都没有想到产品安全、食品安全、贸易的整体质量等话题会像如今这样成为双方关注的关键问题。这些无疑将会是本周要讨论的首要议题。但我们知道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作出很多努力，而且，国外的食品就那么安全吗？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周林：对中国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美国某些媒体全盘否定中国出口食品安全是片面地、不可取的。

　　首先，中国历来重视食品安全。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十分重视食品安全及其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根据中国卫生部每年一次的全国范围抽查数据显示，中国食品总体合格率已由过去30年的50%、60%逐渐上升到现在的90%。

　　对于出口食品，中国更是重视其安全卫生及其质量水平，对出口食品的安全监管比对国内食品安全的监管还要严格。近年来，欧、美、日、韩、东南亚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个代表团对中国出口食品管理体系进行了考察，都对中国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和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以及中国政府的管理表示满意。一系列数字显示，美国和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合格率均达99%以上。

　　中国不断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加强食品安全国际合作。目前，中国已经通过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加强与世界主要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国家的合作，积极探索确保消费品质量安全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中国也已采取措施努力确保其出口商随时跟得上各出口市场的安全标准变化。

　　其次，食品安全是全球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意味深长地强调：食品安全是全球问题，不应该特别针对中国。日本《朝日新闻》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其实并非只有中国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据《纽约时报》报道，与中国产品相比，印度和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存在更多问题。”

　　事实是，一些商家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搀杂使假的事，在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范围到处都有发生。美国政府也曾一度受到本土食品安全的困扰，1997年克林顿政府就发起“食品安全运动”，以遏制食源性疾病的蔓延。近来，美国又发生多起因食品遭受大肠杆菌污染而导致多人染病的卫生事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这表明美国的食品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美国的食品加工企业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屡见不鲜。例如，今年6月，深圳检验检疫局从美国进口的一批冻鸡肉产品中检出克球酚超标；某美国供货商输华的柳橙果肉和特级杏脯中，被检出细菌总数、霉菌和二氧化硫含量超标等等。

　　第三，美国媒体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如此关注，并加以大肆渲染和炒作是美对华整体施压的一部分。美国一些人就是希望挑起人们对中美贸易的关注，并以此加重其解决汇率、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筹码。然而采用刻意抹黑中国食品安全的方式显然是于事无补的。

　　事实是，只有通过双方的积极磋商和合作，本着互相理解、互利双赢的原则才能更好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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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达成的部分成果

　　航空：2007年至2012年的5年内，将美国至中国东部地区的客运运力逐年增加各方共70班/每周。另外，中国中部地区至美国的直达航空运输市场完全开放。

　　在维持2004年协议有关包机、第三方代号共享、客运第五业务权等规定的基础上，2011年，两国航空货运市场将全面开放。双方还将从2010年开始，就航空运输市场完全开放协定和时间表进行磋商，以最终实现中美航空运输市场的全面开放。根据协议，从2004年到2010年，获准经营中美航线的航空公司从4家增加到9家，中美航线上各自飞行的航班数量将从每周54班分阶段增加到249班。

　　旅游：中美将就便利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事宜展开正式磋商，这被外界视为最终签署ADS(旅游目的地国签证)协议之前的积极一步。

　　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升至300亿美元。

　　能源与环保：在未来5年，中美两国将在中国开发发展15个大型煤矿沼气瓦斯气采集应用项目；两国将提供政策支持，促进先进采煤炭技术的全面商业化应用，加速碳的捕获采取和存储技术的商业应用。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共同致力于减少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

　　知识产权：中美两国海关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合作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规定，中美两国海关将在人员往来、执法实践技术和执法经验交流、执法数据交流和案件信息通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签署采购投资协议：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