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调新阶段：民营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

　　台州报道 本报记者 王娜

　　12月8日上午9点，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一走进台州国际会展中心，就立即被几个民营企业家围住。“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过之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有什么变化？”企业家们纷纷向保育钧发问。

　　这是在第三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现场，来自全国的地方商会、工商联系统研究部门以及各地民营企业家在此探讨民营经济的成长路径问题。

　　“民营企业不要过度期望政策环境的改善，比如‘非公36条’细则的出台。”会后，保育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呼吁政策环境宽松，当然必要，但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民营企业要埋头苦干，先发展起来。”

　　保育钧认为，眼下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难题依然是融资难，而这已经不仅仅是涉及现有金融环境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而是又放大在整个宏观经济银根紧缩的大环境下。

　　全国工商联九届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对记者说：“更为紧迫的是，民营企业已经被迫告别了低成本时代，应该展开应对高成本时代通胀的一系列战略对策。”

　　保育钧在论坛发言表示，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那是因为十七大赋予非公经济法律上物权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两个平等”是非公经济理论发展上的重大突破。但与此同时，保育钧强调让民营企业家们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注意科学发展和创新实践。

　　通缩与通胀的“双重痛苦”

　　会上，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就宏观经济形势为民企答疑解惑。他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矛盾：

　　首要的问题，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增长不足。

　　刘伟介绍说，截至去年，改革开放28年以来，我国平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是13.5%。他的研究认为，这个比例上下波动9个百分点属于安全范围，也就是控制在最高不超过22.5%，就不会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猛、拉动总需求增长过快从而拉动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过热”。相反，如果不低于4.5%，就不会造成“过冷”。

　　但是，从2003年以来到现在50多个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了23%。更为紧迫的现实是，由于投资过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确定性，与投资增长过快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国内消费市场的低迷。

　　刘伟的研究表明，中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长1%，消费需求就减少0.86个百分点。

　　在这一背景下，刘伟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第二个矛盾，就是严峻的通货紧缩的威胁和未来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双重痛苦”。

　　“现在虽然有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还没有形成通货膨胀严重的事实。”刘伟认为，这个判断一定要清楚。

　　在商务部去年的市场调查中，被调查的600多种消费品有88%是过剩的，300多种投资品的调查中，有53%是供大于求。此外，刘伟判断，中国电能过剩问题在明年过了用电高峰之后，到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浮出水面。“这些都表明我们仍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威胁。”刘伟说。

　　正因为如此，刘伟认为，宏观调控的难就难在经济表现的“双重痛苦”，“尽管CPI反映的数字不算高，但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对于物价上涨的预期都很高”。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研究部署2008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时，就出现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新表述。

　　另外，第三个矛盾也时时困扰政策层面——出口需求增长迅猛和内需不足依然没有克服。

　　刘伟提醒民营企业家们，在新形势下，应该注意政策层面可能出现的三个方面变化：

　　一是，从2003年以来宏观调控就淡化了总量控制，而强化结构政策，现在是不是既要强化结构又要注重总量控制了？二是，原来持续发行国债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和不断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和加息收紧银根的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现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不是意味着财政政策也要跟着收紧了？三是，国际收支平衡的兼顾，是不是到了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时刻了？

　　总而言之，刘伟的观点是，要想续写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童话，就必须注重发展效率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应对“高成本时代”

　　而辜胜阻则呼吁，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低成本时代已经终结，成本推动因素要引起高度重视，全面应对高成本时代的通胀。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当前有八个方面因素引起劳动成本持续上涨，经济发展告别“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低价工业化模式。

　　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会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拐点”已经出现;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能源价格调整带来的物价变动；

汇率、退税率提高出口企业成本；垄断利润推动民营企业成本上升；技术创新成本的提高；国际市场矿产品和原材料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对国内企业的巨大影响等等。

　　辜胜阻对记者说：“民营企业的对策是该积极在内部消化成本而不是向外转嫁成本增加以及物价上涨造成的压力。”

　　他提供的解决思路是：一方面企业应当通过企业信息化、产业集群化、发展集约化、战略归核化(反多元化)、管理现代化、布局合理化和经营国际化等降低企业自身的运作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要降低税负，使企业能“轻装上阵”。

　　不过，面对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2008年，辜胜阻认为，中小企业面临的还是融资难，特别是当前宏观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足和金融环境中流动性又过剩。

　　保育钧也表示担忧：“银根紧缩的政策环境，中小企业融资会更难。”

　　两位专家都非常推崇浙江，特别是温台发展社区银行和民间信贷体系的完善，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全国学习和推广。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论坛上，也重点谈到了民间借贷，他认为国家应该允许正常的民间借贷，只要用于商业促进发展生产，民间借贷应该允许合法化。

　　周天勇表示，“银行业对外开放了对内也应该开放，政府应该区别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应该大力发展草根银行、中小银行，发展中小银行重点应做好三方面：银行产权清晰、按市场规则办事、政府监管而不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