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涛：政策失控与投机过多抬高了深圳房价

　　采访·撰文=周颖

　　特约摄影＝杨长虹

　　在2006年4月底，网上的一篇《深圳市民邹涛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号召老百姓“不要做一辈子的房奴”，迅速让邹涛成了深圳乃至全国的“明星”人物。此后，深圳房价不断创历史新高，然而这位“三年不买房行动”发起人的声音却越来越弱，竟然“销声匿迹”，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是他对房价的判断受到了利益集团的胁迫还是受到利益集团的收买？至少有全国及几百万深圳市民支持的邹涛，为什么不再有代表他们的声音出现？他以平民的视角又会对当前深圳高的房价有一个怎样的判断？11月9日，邹涛沉默一年后，辗转首次接受了《数字商业时代》杂志的独家专访，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

　　“抱歉周先生，我现在非常谨慎和低调，因为你不清楚我的艰难处境。近一年来我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且我更多的时间在湖南乡下，这两天你和我联系真是很巧，正好《南方都市报》改版同期有个活动，我算是他们改版的代言人，就这样才来到深圳，否则即使和你联系上了，我们也不可能见面，因为我在湖南。我在网上搜了你的名字，也看到了你的文章，所以我才决定和你见面的。”

　　夹杂着湖南口音普通话的邹涛，语速很快。他的开场白，让我终于释然。尽管我们还没开始进行长谈，但他的语言和神态告诉我，他的低调远非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客观环境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邹涛认为，房价高企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与以投机为目的的购买者占据主流。“如果说去年有50%的人买不起房子，那么现在就有85%的人买不起房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三年不买房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个人力量难和利益集团抗衡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你在发起“三年不买房行动”后，遇到了哪些阻力？

　　邹涛：阻力太多了，基本上都是致命的打击。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出现了。我是2006年4月26日在网上发的这封《公开信》，27日上午九点后就被删除了，尽管如此，这封《公开信》还是在一夜之间被网友转到了全国5万多个网站，有很多人看到了，引起了全社会及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此后我把市民的意见先后向深圳市、广东省的领导进行了书面反映，并与政府的相关官员进行了对话。5月11日下午5 : 20分我在几家媒体记者的见证下把全国老百姓向我反映的意见进行整理，准备向国务院温家宝总理送交《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民意调研建议报告》，结果在深圳机场安全检时身份证和机票被没收，人被机场派出所警察扣留，他们限制了我人身自由，甚至不准与外界打电话联系。

　　此后来了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把我带到深圳市内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我多了个心眼，把手机调成震动状态，这样当外界有人给我打电话时，我可以按接听，让他们随时了解我的现状，我和那些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进行的对话，让给我打电话的市民随时听到，大家把我的行踪立即发在了各大网站论坛上。

　　由于种种原因，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十几个小时后的第二天即5月12日，最终我的北京之行还是去成了。到了北京当天下午，凤凰卫视让我和潘石屹做了一个节目，作为地产大亨的潘石屹反复在电视节目中说我是“运动领袖”，给我扣了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致命的“帽子”。

　　我不是什么“运动领袖”，我只是一个民意的符号，一个敢于讲真话、承担责任的现代公民，一个还有良知和血性的、在政府与百姓之间承上启下的社会活动家，我十多年来一直是理性建言，如果我要是针对政府或开发商，或者是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我早就被抓起来了。潘石屹说我是“不买房运动领袖”，这个帽子给我扣得“太及时、太重了”。结果从5月12日以后，所有媒体对我的采访都不允许发，“三年不买房行动”在进行了16天后陷入困境。

　　在北京的15天时间里，很多北京的朋友给我不停地转移住处，一共转移了6次招待所，他们让我到他们家里吃饭，这让我非常感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的倡议得到了老百姓最真实的支持。

　　DT：尽管你得到了深圳百姓及全国民众的支持，但和强大的利益集团相比，你的声音还是太弱了。

　　邹涛：我的《公开信》通过网络帖子的形式发出来之后，除了西藏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发邮件之外，全国所有地方的人都有和我联系，他们无一例外地坚决支持我。有两件事情我印象很深，一个是一位东北的小伙子在上海从事IT工作，和他交往七年的女朋友后来分手了，原因是他买不起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都哭了，当时我特别心酸；还有一个是某地的开发商冒充老百姓给我打电话，后来在电话里大骂我。尽管有这么多的支持者，但和强大的利益集团相比，我们还是太弱了，中国的老百姓缺少真正的利益代言人。

　　DT：你现在为什么离开深圳，是受到更多的打压吗？

　　邹涛：我为老百姓的利益发起的呼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真的觉得非常寒心。有一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害怕。今年4月，我私家车的两个轮胎被人插了两个刀片，插在了不易发现的地方，后来维修保养店的人对我说，当天如果我要是在高速上行驶，肯定就没命了。你想轮胎在高速上一旦被爆，可想而知是什么后果。我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之中，本来很优越很正常的工作生活彻底被打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个月的电话费用都至少在一千多元，我之前经营的一家代理国际高尔夫品牌的公司不得不关闭了，这是我离开深圳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我要履行自己的承诺，三年不买房。即使回湖南老家做农民种田，自己在乡下建房子，我也不会去买那疯狂高价的商品房，不让他们赚我的血汗钱。

　　政策失控与投机占据主流

　　DT：尽管现在深圳房价有些回落，但房价仍在高位运行，你觉得造成房价过高的原因是什么？

　　邹涛：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与投机因素。如果说去年有50%的人买不起房子，那么现在就有85%的人买不起房子，因为价格太高，短期内无论是增幅还是增速都太快，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三年不买房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房价快速上涨的背后，有更多投机的人在里面占据主流，而不是真正有自住购房需求的人。据我所知，现在几乎变成了“全民炒房”，有些工资收入不错的人把工作都辞职了，专门以炒房为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暴利。一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可能获利几十万甚至翻倍。房价越高其实社会隐患越大，因为不合理因素、投机的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政府没有起到很好的管制作用，如果国家在2003年制订住房改革的政策时，能充分考虑到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等问题，为普通工薪阶层提供住房保障政策，多建一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房价也不至于向现在如此疯狂。问题是2003年以来将住房推向市场化以后，很多地方政府为百姓做的越来越少了，最后将所有老百姓的住房需求“一刀切”推向市场，因此这也进一步加速推高了房价。

　　DT：根据你了解的情况，确实有很多深圳百姓买不起房，而投机的人手里掌握大量的房源吗？

　　邹涛：是的，暴利之下让人疯狂。根据很多市民给我提供的情况和数据表明，深圳有一个所谓的房地产专家、学者，他经常利用自身的优势鼓吹深圳房地产如何如何，而他自己手里就有上千套房子，全都是依靠银行贷款，这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专业投机人士，他们从中获取了巨额的暴利。有很多人一出手就买几套、十几套的，甚至整层买下，这种现象很多。

　　供需不平衡并非高房价主因

　　DT：如果按你了解的情况来看，说明深圳房地产现在是非理性、不正常的，而且风险过高，这也是你发动“三年不买房行动”的原因吗？

　　邹涛：我发起“三年不买房行动”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呼吁广大市民要理性，不要去买疯狂炒作的高价楼，不买投机房，因为和实际价值相悖离，和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意诉求，要让政策制定者看到，住房不是普通的商品，带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的特性。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策原因而导致的疯狂炒作把房价不断推高之后，最后的结局是每个老百姓都买不起房，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谐。希望国家要看到还有很多老百姓并非商品房的“消费对象”，在住房的产业政策上充分照顾到老百姓的收入现状，做出一些合理的、适当的调整来保障他们的基本居住权利。

　　DT：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开发商将房价过高归于土地供应不合理，从而加大供需矛盾，你觉得供需不平衡是主要的原因吗？

　　邹涛：开发商肯定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看问题。事实上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房地产商也意识到房价如此疯涨对整个行业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供需不平衡一直存在，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且在05年之前深圳房地产市场为什么一直相对较平稳呢，难道那个时期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吗，也同样存在。问题是后来的投机氛围太浓了，他们把这个问题转嫁给政府。我这一年多来的调查结论是：市场的归市场(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招、拍、挂”政策)，政府的归政府(住房保障方面的供应政策)，这样才能使房地产市场良性运转，也比较合理。

　　DT：政府的本意可能也不是让房价这么高涨，总是有些政策或制度在执行时被异化了。

　　邹涛：在以前，中国的老百姓从来不担心自己的住房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住福利房和内部集资房或者购买成本价性质的经济适用房。2003年国务院转发了建设部出台的一个调整住房改革政策的文件后，规定了要发展商品房为主，在2003年之前是以商品房为辅，福利住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为主。

　　为什么这几年房子价格疯涨呢，国家调整了以商品房为主的政策，福利房没有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也因为地方政府“无利可图”而很少去建了。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地官员为了政绩，为了发展经济，拉升GDP指标，开始疯狂卖地，开始大搞商品房开发，政府之所以如此积极，因为这样做一是通过卖地可以最快速度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据我对全国很多城市的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靠卖地的收入；另一方面GDP增长了，当地官员也就有了政绩，可以决定其升迁。

　　现在很多房产方面的专家，大部分都利益化了，他们说话不管老百姓死活，并不是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说话，还有极少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为了广告收益，也起到了对房价抬升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市场信息不透明，普通老百姓的消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媒体，或从一些专家的言论来判断，因此这一部分利益集团起到了不断推高房价的作用。

　　为什么发起三年不买房运动

　　DT：你当时为什么发起三年不买房的倡议而不是五年？为什么是你发起的这个帖子而不是别人？

　　邹涛：这和我的出生经历有关，我出生在湖南邵阳隆回县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农村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撰写《海国图志》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故乡，他的祖屋就在我家的旁边，我受魏源的思想影响很深，从小就忧国忧民。18岁那年看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报名参军，那时最大的希望是能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为是和平年代未能如愿。我深深地知道底层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1996年从部队出来后我来到深圳，通过努力在基本解决了个人的温饱问题后，我开始积极地参加公益活动，为百姓争取权益。十多年来，一直热衷参加公益事业，这样很多人就认识我了。

　　这些公益活动都支撑着我的信念，让自己要做一个始终保持独立人格，恪守良知的社会活动家。当很多深圳市民向我诉苦说房价高涨，百姓住房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我没有能力直接找政府，更不可能和开发商直接对着干，所以我只能选择通过发倡议这种形式，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负责任的媒体都来呼吁，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然后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注，最后解决问题。

　　之所以说发起三年不买房的倡议，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他们可以在三年的时间内为百姓建政策保障性住房，比如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2006年开始重视调整住房政策，2007年拿出土地进行规划，到2009年的时候第一批政策保障性住房就上市了，到那时基本就会满足百姓的需求，这些群体的需求满足了，投机氛围自然就会减弱，价格也就不会涨幅过快。到那时候，不买房行动自然就没有什么人响应，烟消云散了。

　　DT：现在看来，假如当初政府可能会接受你们一些意见的话，房价可能就涨得不会这么快吧。

　　邹涛：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应该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成正比才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畸形的。我不敢说房价不涨，但至少不会向现在这样涨得如此离谱。

　　如果推出经济适用房能满足那些真正有自住需求的人以后，商品房的投机比例会下降。而现在，无论是真实需求还是投机，都在一个市场空间，这能不抬高房价吗？不是需求在短期内突然增加了，而是人们预期房价会上涨的恐慌心理和“羊群效应”被无限度的放大后，利用银行的信贷资金疯狂投机、博取暴利成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唯一“主流”，这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真实的畸形现状。

　　在2006年4月，最先报道深圳房价涨幅过快均价已突破一万元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之前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看完报纸我当时在想，一万块钱一平方米，买一百平方米的房子需要一百万，老百姓不吃不喝得需要多少年啊，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只能通过银行贷款给银行“打工”做一辈子的房奴了。

　　后来我开始搜集大量数据，了解政府和国家有关住房的相关政策，各地政府已经把住房政策变为以商品房为主了，这个政策其实是有问题的，忽略了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和支付能力。

　　美国次级债风波的前车之鉴深刻警示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真危险。目前深圳乃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一旦出现问题，最终承受惨痛代价的不是投机人、开发商、中介、专家学者，而是银行和我们的每一个老百姓。

　　进入2007年，我觉得有些欣慰的是，国家首次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住房工作会议，住房保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一一落实；国家还专门出台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国家也开始从土地供应方面进行调整，从金融政策方面对银行的住房信贷政策进行调整，遏制房地产市场炒作投机氛围。所有的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看到我给中央的很多建议已经一一在实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短暂的疯狂之后，一定会回归理性发展层面。中国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房价高企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与以投机为目的的购买者占据主流。

　　如果说去年有50%的人买不起房子，那么现在就有85%的人买不起房子，因为价格太高，短期内无论是增幅还是增速都太快，这是不正常的。

　　市场的归市场(商品房的土地供应“招、拍、挂”政策)，政府的归政府(住房保障方面的供应政策)，这样才能使房地产市场良性运转，也比较合理。

　　我没有能力直接找政府，更不可能和开发商直接对着干，所以我只能选择通过发倡议这种形式，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负责任的媒体都来呼吁，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然后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关注，最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