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外资渐成过去时 内外资角色回归

　　作者：万晓玲 何颖 李周良

　　要么变成外资，要么跟外资合作。

　　这是过去，但现在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企业不需再“傍外”的一个有力佐证是，11月28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支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旨在实现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草案)》获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于下月(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正如商务部研究员梅育新说的，这意味着一个以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泛滥成灾而闻名的国家，正在重申外资政策的主动权，并进一步全面消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内资“留洋”现象 严老板是嘉兴一家羊毛衫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一个小小的“技术手段”，让这家公司一年节省了40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找个拥有外国国籍的亲戚，成立中外合资企业。但实际上，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业务还是原来的业务，严老板也还是这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仅企业所得税一项，一年就省去400万元。

　　在杭州做建材生意的一位张姓老板与他感同身受。清华毕业的张老板比严老板更早意识到这条“捷径”，2002年，他找了一家中介机构，花去1720元港币的注册费，在香港注册了一家资本为400万港币的公司，然后再回到当地开发区投资了两家建材公司，这位土生土长的30多岁的内地人摇身一变，竟成了港资公司的老板，如今公司规模已经上千万元。

　　这只是众多内资“留洋镀金”后，迂回投资的一个缩影。

　　“如果在内地注册成立公司，所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是都没有了嘛；咱们国内企业税负比发达国家高很多，(企业所得税)很多啊。”张老板说。

　　“嗅觉灵敏”的不仅是服装行业的严老板、建材生意的张老板，其他如五金、高科技、

化妆品、食品、家电等很多行业内，都不乏假外资身影。

　　一些地方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引进外资的主战场，以温州为例，在此重点实施“腾笼换鸟”工程，即把“笼”腾让给“民外合璧”的企业。“腾笼工程”使17家已公示的内资企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逼得他们四处寻找外资“攀亲”。

　　一位刘姓温州市

人大代表担忧地告诉浙江市场导报记者，虽然当时开发区17家被叫停的内资企业已全部实现嫁接，而且获批的土地更多，并与外资共同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但这种感觉不好。”刘告诉记者，在乐清开发区，有些外资款项迟迟不到，圈地意图十分明显，“有些则是假外资。”

　　在《温州市外资企业登记及其运行情况分析报告》中显示，2006年温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国内资金“返回投资”和“假外资”行为。尤其是台资、港资企业里包括了许多国内资金通过这些自由港中转后的“返程投资”行为。此外，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允许外方投资者分期缴付出资，而投资方领取营业执照后往往存在不按照章程缴付出资的现象，出资不到位的比较普遍。

　　宁波市的情况与此类似。据宁波市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1998至2004年间，在全球外资的三大来源地美国、日本及西欧投资份额逐渐减少之际，维尔京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三地在宁波的投资比重却“异军突起”。2004年，维尔京岛以22600万美元实际外资位列第二，开曼群岛以21933万美元紧随其后，萨摩亚居第七。仅以上三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已占到该市总额的24.29%，比上年同期提高8.87个百分点，超过美国和日本。报告中指出，宁波市“‘假外资’现象有所抬头，应当引起关注”。 [SplitPage]

　　根源在税收成本

　　2004年，宗庆后曾经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项《关于调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征收税率与征收方法，推动经济发展的议案》。他认为内外资企业必须同等待遇，这包括“两税合一”。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引进外资，国家制定了一些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收优惠，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为16.5%，而国内企业则高达33%。宗庆后表示，这是由一定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但对现阶段来说，“这并不公平。”

　　像宗庆后这样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这一政策期盼多年的内资企业并不是少数，原因在于在同一市场中竞争的内外资企业税负严重不公。[SplitPage]

　　在以精明著称的浙商群中，假外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著名民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浙江温州的一些大公司屡屡和欧美亲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大部分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据统计，近年来外资企业的名义税负为15%，实际税负水平为11%，远低于法定的33%。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在近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中，这种回流的假外资实际上超过1/3。

　　据权威部门统计，在2005年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来自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避税天堂的投资大幅增加，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假外资选择注册境外壳公司的理想之地。其中来自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的投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位列第一、第二。

　　严老板说，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而且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国内企业税收成本太高，中小企业融资不方便。”

　　多年来，我国对外资一直实行“超国民待遇”，尤其在税收方面。经过测算，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平均税负为17%左右，内资企业为33%左右——内资企业税负为外资一倍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内资企业想办法变成外资身份的重要原因。

　　“每生产100元的服装，作为内资企业要比外资企业多付税收成本10多元。”严老板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严说，企业所得税是假外资享受到的最大优惠。国家长期以来对于外资实行“两免三减半”(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而有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区为了招商引资，自定的“土政策”，比如三年全免税、“两免五减半”等政策则更为优惠。

　　在外资的身份下，单单企业所得税就可以为他省一大笔资金。严的公司销售额一个月约1000万元，一年销售收入约为1.2亿元，公司利润水平约10%，一年利润1200万元。如果他们是内资企业，则按照33%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那么每年仅企业所得税就须缴纳400万元，企业盈利的1/3缴税了。

　　如果按照约17%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严每年只要缴纳所得税为200多万元。况且，现在严的企业才成立两年，还在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期之内，也就是说，与其他内资相比，仅仅因为身份变成了外资，严两年下来仅企业所得税就省了约800万元。

　　此外，还有一个诱惑来自于对外资进口机器设备的免税优惠。国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额度内进口机器设备有减免税优惠，即可以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中科民营企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陈关允解释说，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对内资企业造成压力主要有五点原因：第一，外资企业普遍享有优惠税率。第二，投资基础产业并且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可在“二免三减”之外再享有5年减免期，最低税率可达10%。第三，外资企业的再投资可以退税40%，内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则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第四，二者的成本扣除标准很不一样。例如，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可以全部在税前扣除，内资企业只允许扣除每人960元的“计税工资”。第五，纳税义务起始日不同，外资企业自盈利之日起，而内资企业从企业成立之日开始计算，这使后者的一些减免优惠往往在不盈利的起步阶段就被浪费掉。

　　正是看到外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利好”，不少浙江民营企业利用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外资”，改变身份，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SplitPage]

　　放弃外资身份

　　“终于变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担心自己的‘外资’身份被揭发。”看着报纸上刊登着他的公司由外资变内资的公告，金华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陈先生如释重负。

　　陈先生是通过自己旗下的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实现“变脸”，而实际上，陈先生收购的这家外商独资企业是他五年前一手创造的，如今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最近，我们这里有很多客户来办理企业性质转变公告，而许多公司单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属于同一个老板。”某报刊负责公告刊登的负责人告诉导报记者。种种迹象表明，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放弃外资身份。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些企业甩掉洋帽子、转变观念回归呢？“主要考虑的还是明年两税合并后，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严老板一语道破“天机”，以前想方设法取得外资身份，就是看中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但这也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外资企业办理相关手续，都需要外资投资方出具相关证明，而很多外方并不在国内居住，也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出具证明。而且外资企业的业务变更需由外经贸部门审批，而资金的流动更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限制。

　　另外，真正的外资企业和外国品牌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的，使得内资企业的“人造”身份随时可能被揭发，尤其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旦身份被揭露，许多企业很有可能遭遇类似欧典地板的“出身”们，进而带来声誉危机。

　　浙江省外经贸厅相关负责人分析说，“最近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内资企业发展的政策，内资生存发展的软环境与前几年相比较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在政策、市场准入方面，内外资企业的区别越来越少。随着明年两税合并，内外资企业的待遇差别将越来越小。在这种背景下，‘假外资’企业已经没有必要为了微利而承载巨大的信用风险。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最近几年，常有‘假外资’企业对自己的身份‘改头换面’。”

　　“市场换技术”只是梦

　　温州的大多数鞋企都有这样一个习惯：鞋子哪怕在广东加工，也要先让加工厂把产品发回温州，再往全国各地发货。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加工质量，所以选择在家门口验货。

　　但许多国外企业并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通常把时间花在对加工厂的考察上，只要各方面符合条件，就会放心合作。

　　奥康正是在这样的外商合作过程中学会了直接发货。仅这一条，就节省了大概2000万双的库存。

　　“这是学习了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奥康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浙江市场导报记者，与外商的合作除了带来直接订单以外，还有更多的好处。

　　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的员工李张则告诉导报记者，在合资建的新厂房里，甚至有了供休息用的茶水吧。据了解，由于外资企业文化的渗入，一些通过“以民引外”实现“民外合璧”的企业，甚至在员工工作环境、加班费按时支付等方面也有了明显改善。

　　和外资公司的合作，让这些企业看起来似乎获益不少。但更多企业在“市场换技术”的梦想中尝到苦头。

　　德力西集团主席胡成中曾经乐观地估计，合资公司组建后，将引进施耐德电气公司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有助于提升德力西的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国际化。“如果单纯依靠德力西的力量，可能用10年或者20年才能走完国际化路径，但现在或许只用5年时间就够了。”

　　“别天真。”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书成表示，“用市场换技术”的愿望应该早日觉醒。王书成曾经是上海人民电器厂副总工程师兼新产品开发室主任，“当时上海人民电器厂的技术人员，根本不能参观施耐德的工厂。也从来没有施耐德的技术人员帮助你来改造产品，他们只要求你不能生产同施耐德配电公司相类似的产品。”

　　“施耐德更不可能希望把德力西做到高端市场去。”王书成说，因为高端是一个塔尖，占全部市场的30%左右，中端大概是15%左右，低端大约占55%。高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就那么多，“不可能把低端全部转移到高端市场去。我们知道，他们的合作是成立一个施耐德旗下的德力西公司，德力西是低端品牌。最多只是增加成本、提高质量。”

　　民扬集团董事长刘逢燕则表示，大部分公司现在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水平尽快提高上去，对质量格外重视。

　　与外资合作要设底线

　　实际上，施耐德与国内的合资公司，基本都走“先合、后亏、再控制”的路。当年，上海人民电器厂60%的股权被施耐德收购后，由于按协定不能生产新产品，中方不得不无偿出让20%的股权换来新产品生产权，才换得了生存权。

　　对此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施耐德的最终目的就是垄断。而温州著名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分析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施耐德如果与德力西合资，意味着民族品牌的网络、低价等本土优势将失去。

　　据《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调查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状况已经非常突出。在国内多个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在华跨国公司的份额不断上升。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在华跨国公司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实际上，出于对行业的保护，即便在经济极度发达的美国，对外资的并购也极为谨慎。除了反垄断法确保外资收购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之外，美国还设有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2005年，中海油竞购

优尼科、联想收购IBM电脑业务等事件中，收购方都曾受到这一机构的审查。但在国内，有关反垄断法的出台时间仍未提上议程。

　　西子联合控股董事长王水福认为，“无论如何，合资不能合牌，卖企业不能卖品牌。外资可以投资参股，但前提是必须保有自己的品牌。”

　　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易开刚也告诉导报记者，这说明资本多元化，产品专业化，品牌永久化是浙江民企未来的发展趋势，但也是一个合作的底线。“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是娃哈哈与达能的合作。当时的娃哈哈坚持三条原则，品牌不变，达能不能参与管理，45岁以上的员工不能辞退。”

　　早在1996年，娃哈哈就与达能成立了5家合资公司，达能获得41%的股权。这10年以来，双方的合作越加密切，达能在娃哈哈的50多家子公司拥有大量股份。而宗庆后一直掌握着对娃哈哈的主控权，虽然达能曾派驻研发经理和市场总监，也都被宗庆后驱赶。

　　但即使在这次以强硬著称的合作中，宗庆后也几乎落入圈套。今年达能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至今结果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