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不能反映出我们最大的担忧

　　安士莲

　　与许多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声名大噪的经济学家不同，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在1996年10月以前基本上不为学术圈以外的公众所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研究属微观经济学领域，很少有机会发表容易吸引视线的宏观经济预期，另一方面按照他自己的话，他“不很擅长写书”，所以也不可能像哈耶克或加尔布雷思那样，拥趸伴随畅销书遍布全世界。

　　相比之下，和他一起分享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姆·维克里(WilliamS.Vickrey)的名气则要大得多，为表彰其贡献而命名的“维克里拍卖”(又称 “集邮者拍卖”)已经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从油田开采权到通讯用无线频谱的拍卖，以及像ebay这样的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站。实际上，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莫里斯和维克里各自独立从事研究，甚至从未谋面。但是他们都对同一问题感兴趣，即如何设计出最优所得税制度，以到达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维克里首先在1945年提出了政府制定税收政策时要考虑到政府与纳税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激励因素，莫里斯则在60年代提供了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其最具洞见性的贡献就是现在被称为 “激励相容”的理论，即最优所得税制度必须能够鼓励纳税人在其工作所能达到的努力程度上说真话。所以，如果政府希望工作效率高的人工作得再努力一些，那么，它的税收政策就一定要能够引导他们自觉这样去做。维克多关于税收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激励相容”机制却于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保险、银行信贷、劳动力市场以及前面提到的拍卖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你会发现后来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借助其作为重要理论支持来完成各自的研究课题的，如2005年的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关于税收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对收入最高的人群应采取接近于零的边际税率，其主要依据就是莫里斯所主张的政府应该更多地激励那些效率最高的工作人群提供额外劳动；而今年凭借“机制设计”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与莫里斯的研究联系更加紧密，前者把“激励相容”理论更加深入地应用到了政府治理与经济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层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莫里斯带来了至高的荣誉，也让置身于工党阵营的他有机会在政府智囊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2006年，由莫里斯亲自领导的英国金融服务协会(IFS)启动了一项英国税收政策回顾与评估，并形成关于新的税制设计的建议，此建议将在2008年初公布，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届竞选中各方辩论的走向。

　　获奖之后的莫里斯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学术演讲，他很享受这种到处旅行的过程。他的生活简单，喜爱看侦探小说的嗜好常常被一些介绍他的媒体拿来善意而富有想象力地发挥。同事评价他是个“稍微有点严厉、却又格外好的苏格兰人”。对于自己的成功，一头银发的他甚至有害羞：“解决问题很兴奋，但拿奖有点难为情。”

　　莫里斯1936年出生在苏格兰南部小镇明尼加夫。15岁时立志做一名数学教授；21岁从爱丁堡大学数学系毕业，顺利进入剑桥大学；23岁转向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3岁成为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60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开始转向发展经济学领域；现在年逾古稀的莫里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中国学子介绍“通往诺贝尔奖之路”；并预言

中国经济增长在10至15年内将持续维持在一年10%左右，建议中国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多津贴，例如免费医疗服务与教育等。

　　访谈

　　经济观察报：获得诺贝尔奖时，你有没有感到很意外？

　　莫里斯：有，当时真的很意外。我想这种情况下人们肯定也期望你这样回答，但是也不经常如此。我的朋友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本来以为自己得不到，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从来没有期待过。现在回味过去，我觉得虽然感到意外，但是那之前我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得到这个奖。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但是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基尼系数并不适合中国，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0.5是个危险的水平吗？

　　莫里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适不适合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官方发布的基尼系数并非特意为中国量身定做，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物价因素。城镇居民花在住房及交通上的钱要远高于农村地区，城市里的食品价格也更高。去除这些价格因素计算得来的基尼系数要比现在大家议论的数字低。因此我想说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基尼系数只是一个粗略的指数，它只能大体的反映出一个趋势。它也没有考虑到家庭的年龄分布。比方说，一个家庭有三个有能力赚钱的成人与只有一个成人两个儿童的家庭是一样的，计算出的人均收入数据是按人头平均的，因此成人的收入与儿童的收入一样。但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儿童并不赚钱。因此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对基尼系数太较真。它只是一个数字，甚至不能反映出我们最大的担忧。

　　当然，不排除较高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社会变革。但据我观察，事情往往并非如此。想一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像中东、拉美国家。当然拉美有些地区确实存在麻烦，因为总有穷人想把富人的钱弄到手。基尼系数过高当然是件坏事，因为它反映出更大的贫富差距。如果按人均收入来算，中国肯定算是贫穷国家。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会导致中国发生政治事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缩减贫富差距？

　　莫里斯：我一直认为，政府确实可以做一件事来缓解贫富差距：提供量体裁衣的补助。所谓量体裁衣就是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给予何种补助。每个贫困地区有每个贫困地区的不同需求，有些地方可能是饥荒，粮食不够，因此政府可以向这些地区提供粮食然后按需分配。但是并非每个地区都缺粮食，有些地区可能存在其他问题。我认为提供补助是一种很好的措施，政府可以借此获得可靠的信息，得出某个地区的贫困程度、穷人的数量以及穷人的收入。说这些信息可靠，但是并不精确，它只能大体反映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我认为，只要有人提出需要补助，政府就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助。这可能只是集中在五六个省份或者三四个地区。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适当的措施向农村提供补助了。

　　此外，还应该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

　　经济观察报：如果政府有求必应，那会不会导致道德风险，比如可能会让人形成依赖心理？

　　莫里斯：当然会。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不排除有些人会有严重的依赖性，甚至讨厌工作。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工作的动力远远高于闲散。比如在英国，如果一个人50岁失去工作，因为年龄的原因，他再找一份新工作就会花很长时间，但最终总会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花的时间长就说这个人很懒，也不能说因为他在家赋闲几个月就丢掉了劳动技能，因此不愿意雇用他。

　　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是，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失业率下降，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愿意工作。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口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状态和劳动市场的需求。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人们是喜欢有事做的。有些人即使没有额外的补偿，他们也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有些是出于对自我形象的尊重，有些只为自我提升。很多证据都证明，没有工作的人并不比有工作的人快乐或满足，收入低的人并不比收入高的人痛苦或不满足。当然，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如果你白给一个人钱，这个人就没有动力劳动。我觉得从理论上讲，这没有错，但是实际并不如此。

　　经济观察报：你前面提到农村补助问题，政府应当对富人征更多的税吗？这种累进制征税合理吗？

　　莫里斯：当然，富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没有问题。要知道，给农村地区的补助当然得有来源了。补助的来源就是税收。有些富人可能会对高税率感到反感，而抱怨不公平。但是我认为抱怨不公平听起来有点孩子气，而一个成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抱怨的。

　　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知道他们缴的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人们有权利知道这一点。中国的税收也正在进行调整，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税率并不是特别高。印度的税收比中国还要高许多。

　　经济观察报：英国的税收政策如何？你认为英国的税收政策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莫里斯：如果单纯因为英国是较发达的经济体，就把它当作效仿的榜样，这就错了。在英国，有税收减免制度，可以除去某些费用之后再征税。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他们就能获得接近70%的税收宽免。此外，人们赚得越多，能领取的社会补助越少，这被称作税收抵免(taxcredit)。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做的有点过火。

　　英国的法律中有关于合法避税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或个人仅仅为了避税而进行某种交易，那么这种交易无效。而且英国征收短期资本利得税和长期资本利得税，因此就有很多企业在第一天买入

股票，第二天马上卖掉，卖掉之后又马上买入相同规模的股票，第三天再卖掉，以此实现较小的资本利得，并避免被征税。中国目前还没有资本利得税，具体的实施状况我还不太清楚。

　　中国应该设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培训税收机关的工作人员，让经过培训的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的人来执法。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经济观察报：中国央行又一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你认为这会不会成为中国流动性控制的拐点？

　　莫里斯：不能说这是拐点，这只是一个政策工具。但是我觉得利率措施应该是控制流动性的更精确的工具。你看，中国现在物价这么高，利率也应该高起来，人们才有动力去存款。现在中国的实际利率并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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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