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只有企业家阶层壮大才会有国家的崛起

　　- 本报特约记者 洪群联 易善策 杨俊

　　日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教授在京主持召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三代企业家”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联想集团、泰康人寿等企业界的知名企业家、以及媒体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辜胜阻教授在会议上指出，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新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阶层分化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快速崛起。正是这两大市场经济元素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国企业家产生于改革开放这一具有深刻变革的时期，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企业家阶层是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和特长，不断地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企业家阶层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创业群体，他们的创业的过程就是创造就业的过程；企业家阶层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群体，创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企业家阶层大多还是中等收入者和新富阶层，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的创富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的发展问题，认真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的经验，深入思考当前发展中的问题，进而开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纵观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浪潮，都为勤于奋斗、敢于冒险的人提供了实现理想的舞台和施展才华、激发潜能的机会，从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企业家。辜胜阻认为，中国近30年改革的最独到之处在于走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先“体制外”改革后“体制内”改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外向内渗透，然后“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最终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多元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则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理论认识上经历了三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第二次是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每一次的理论突破，都推动着非公经济迅速地发展，从而为一批批企业家的产生和成长培育了土壤。当前，十七大报告提出：对不同所有制主体，在法律上要“平等”保护，经济上要“平等”竞争。这将为企业家的成长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推动新的创业浪潮，催生新的企业家群体。

　　在简要介绍关于中国企业家代际划分的观点后，辜胜阻指出，企业家代际的划分是以企业家生成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也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他们大多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带着“红帽子”。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面能人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冯仑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

　　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

　　围绕这一主题，与会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展开了自由讨论和交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基本同意三代企业家的划分，并认为自己属于第一代企业家。在分析联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他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而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作为“92派”的提出者和代表人物，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赞同“92分界”说法，主要基于三点原因：第一个因素是国际政治环境。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的社会精英都在探讨体制问题、借鉴国际的经验等等。上世纪90年代初，这批精英开始分化，寻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从事商业。1991年苏联解体，接着东欧剧变，在《参考消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说，东欧国家原来的部长在地铁口摆报摊。正是这些事件加速了群体的分化：经商，从政，到海外，做学问，或者干脆无声无息，做了老百姓。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南巡。这是这个群体分化的基础，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强大的助推剂。第三个因素是1992年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出台后，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才出现。在之前没有股份公司，只有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这四种企业类型。真正最核心的公有制的主体形式以及混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形式——股份公司到1992年才开始出现。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在于引进现代企业形态和填补了中国行业的空白。网络时代诞生的中国第三代企业家，其贡献在于商业制度的创新和实践，即引进了“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另外，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科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董事长毛振华、北京视野咨询中心钟朋荣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振中、国务院发展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李兰、《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牛文文等诸多与会代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改善未来中国企业家发展的社会环境的一些建议。

　　会议结束前，辜胜阻教授做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依靠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因素，二是人的因素。回顾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转变；培育了一批富有冒险精神、不断开拓创新的企业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两大重要因素。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一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需要创造各种良好环境，扶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