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三十年系列之四

　　栏目主持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的浙江省永嘉县。在既缺乏效率又不见得公平的“自上而下式”集体经济体制刚刚建立之初，类似于1978年小岗村村民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就已经出现。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战略以极其高昂的代价建立起基本的工业化体系，与此同时，在民生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却积累起了严重的问题。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农村经济迅速恢复，个体户与乡镇企业也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1984年，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启动，微观经营体制的全面变革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快被推到变革的显要位置。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变得迫切起来。实际上，改革之初对干部体制的调整，以及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就已经是很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

　　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全面改革。在个人权利逐步确立、各项公民福利得到推进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也正在有序发展。对中国而言，既要把握“后发优势”带来的小震荡、大收益，又要破解“后发劣势”下形成的“转轨利益集团”，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近期，本报评论员就中国改革的一系列问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