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职业提钞人化整为零逃避金融监管

　　非常需求引发深圳现金“放量” 职业提钞人游走灰色地带

　　梁柯志

　　位于深圳繁华的华强北路的某大银行网点，一直以来都被当地人称为“超级提款机”。数据显示，2002年该网点现金投放量达到最高峰，约占全深圳的30%之多。

　　一群“忙碌”的提钞人

　　上周五上午9点，该网点大厅已经排起长龙，其中有不少斜背着干瘪公文袋的年轻人，大多20岁上下，特征较为明显。

　　轮到他们时，他们一边将银行卡扔给银行工作人员，嘴里一边说着“取两万”之类的话，有些还会问“我昨天取了3万，今天可以再取多少”。

　　经过一上午的观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这些人大部分用银行卡办理业务。在柜台上取钱时，多次按错密码、分不清本地卡还是外地卡之类的情况在他们身上时常发生。每每遇到这些情况，他们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解决。

　　一小时内，有数十个这样的人提钞。按人均3万元(人民币，下同)概算，每小时从该网点取出的现金可能超过100万元，一天的“此类”流量可能在1000万元上下。

　　和柜台前的长龙相比，该网点大厅角落的基金和券商摊位显得门可罗雀。这些摊位上的业务员很多时候充当着网点大堂经理的角色，因为大部分询问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如何买基金或开证券账户，而是如何转账和取现金。

　　据该网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办业务的人太多，一个多月前，该网点取消了现金业务的叫号服务，改为排队。

　　从柜台取到现金后，这些人会非常熟练地用点钞机清点张数，在确认金额后马上掀开黑色公文袋，把整捆的钱往里一塞，箭步向大门口走去。

　　离开银行，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到不远处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更多的则消失在路人中。

　　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些人的身影又会出现在银行的长龙中。

　　在该网点门口的3台自助柜员机前，长龙长度同样让人吃惊。

　　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日前在解释深圳限制提现政策的答复中表示，大规模的现金投放使深圳产生一批“职业提钞人”，他们通过持续的异地汇入提款，频繁进行大额提现，挤占了大量正常客户的服务资源，造成了客户非正常排队现象，严重影响了银行对客户的正常服务秩序。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黎友焕表示，深圳出现“职业提钞人”已经有段时间。一些进行资金非正常流动的单位或个人，为了不在银行留下大额资金转移的痕迹、绕开银行和监管部门追查，采取化整为零和提现运作的方法，即把大额款项通过多账户、多批次、小额度进行提现。

　　巨额现金流向何方

　　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深圳支付系统实现资金清算总额58万亿元，日均清算2760亿元；前三季度，深圳现金净投放占内地总现金投放近一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内地累计现金净投放1958亿元估算，深圳现金投放量接近1000亿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数字都是非比寻常。那么，现金流出银行后又流向何方？

　　2002年，时任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副行长的于学军撰文(《深圳金融》第8期)认为，坚挺的人民币正在成为港人的必备品，而港人持有和大量使用人民币是深圳现金巨额投放的重要原因。

　　在于学军看来，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香港对人民币的需求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所以深圳的巨额现金投放问题短期内应不会缓解。

　　在香港，业内人士习惯将内地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金称为“地上水”(水即资金的意思)，对通过其他渠道入港的内地资金称为“地下水”。

　　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去年内地访港人数为5000万人次，2005年为4600万人次。

　　深圳华强北路是内地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据统计，华强北路大型电子卖场有25家之多，主营电子元器件、手机产品、数码产品或IT产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元，电子产品交易量已经占内地三分之一。

　　在电子汇款日趋便利的情况下，交易量剧增的同时也加大了产品集散地的现金投放量。

　　于学军曾对现金投放有过深入分析(《深圳金融》2001年第4期)：各地来深圳进行采购的人员络绎不绝，而结算方式由携带现金到使用信用卡(借记卡)及汇款转账的改变，自然造成流入深圳的现金减少，使深圳现金回笼增速降低；反过来，交易、采购所需要的现金从深圳提取，这便增加了深圳现金的投放数量。

　　于学军在研究中列举了深圳某银行在华强北路电子市场附近的3个网点：2000年现金投放量占该行深圳全行的90%以上，2001年1月至5月占67%。虽然目前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反映出现金投放与电子市场交易的密切关系。　　熟悉深圳电子行业的人士介绍，近两年华强北路转变了过去电子数码产品先进口到香港再转至深圳的格局，已变为直接进口到华强北路然后香港人到这里拿货。

　　在人民币升值、投资内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盈利预期之下，为进入内地，境外投资者和机构对人民币现金的需求与日俱增。

　　随着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加速，境外电子产品供应商已经改变了以港元和美元结算的习惯，开始要求内地买家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他们还可以赚取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差。同时，因结汇时间差而产生的汇兑风险，也令买家倾向于人民币现金交易。

　　由此，随着电子市场交易量的增加，交易商对现金的需求也同步增长。庞大的市场交易额给华强北路的交易商带来电子产品价差，还让他们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收益。

　　现金超量投放非一日之寒

　　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上述答复提到，自2001年开始，深圳人民币现金净投放量逐年大幅攀升，已连续6年位居内地大中城市第一。

　　据记者得到的统计资料，2001年深圳现金净投放量为457亿元，占内地的44.1%；2002年达到679亿元，占内地的42.7%；以后逐年都保持在类似水平，而2000年时这个数字才15%。

　　这种现金投放量高增长的局面引起监管部门的警惕，从2002年起出台的一些措施试图控制这匹脱缰的野马。

　　2002年在深圳所占市场份额不到5%的某银行深圳分行，2002年上半年现金净投放却占深圳银行业的90.1%。2002年7月，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向该行下达监管提示后，其2002年下半年的现金投放有所放缓，但2002年全年仍占深圳的70.5%。

　　此后，深圳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

　　2005年，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发起深圳所有中资银行收取大额提现手续费，个人同一账户当日累计取现超过20万元，对超出部分按金额0.07%~0.1%收费。

　　去年4月，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继续强化这一政策，个人同一账户当日累计取现超过10万元，就要收取大额提现手续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认为，采取限制措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打击地下资金的流动，缓解境外资本对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压力。

　　尹中立认为，地下金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采取现金交易，现金交易的目的一般为逃避金融监管。

　　尹中立表示，此次限制提取现金政策属于较严格的措施。

　　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上述答复亦提到：“大规模的现金投放也混杂了相当多的利用大额提现来进行‘黄赌毒’、走私、洗钱、偷漏税等各种违纪、违规、违法行为。”

　　深圳限制提取现金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当时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信贷处就建议(《深圳金融》2001年第2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现金投放量过大的情况，其中就包括通过限制提现比例的办法控制不正常的现金投放；并建议对提取大额现金实行收费制度，提高持币成本，制止现金囤积，提高现金的流动性。

　　目前，大额提现收费和限制提现比例的两项措施都已实施。

　　对拆散大额资金打入个人账户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尹中立认为，应尽快实行大额存款登记制度；在不法分子存款时就把关，进一步堵塞漏洞，限制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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