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谋出海：做积极的收购方

　　本报记者 李 新 马 娟  北京报道

　　前 言

　　就像河流终归会流入大海，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正在面临着国际化生存的机遇与挑战。

　　投资办厂、建生产基地、设营销网络、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成就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年的快速增长，近三年年均增长高达60%。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906.3亿美元。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11.6亿美元。其中，境外收购、参股、重组性投资正日渐成为主流。

　　但是，TCL并购后的整合困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出师不利等等现实证明了“走出去，赚全世界人的钱”并非易事。海外市场上，如何分辨“馅饼”与“陷阱”，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仍是难题。

　　那么，在海外投资、并购成为潮流的当下，中国企业与中国资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出海？怎样实现保值增值？

　　本期，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注：2007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合办的EMBA课程在《金融时报》评选的排行榜中名列全球第一)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举办“天下论衡”，共论中国海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香港科大商学院署理院长郑国汉、商务部境外经贸合作区办公室副主任方蔚、香港科大商学院经济系主任谢丹阳(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以及香港科大商学院IEMBA班学员、北京盛达森国际工程有限公司(1999年被列入“全球国际承包商55强”，主要承建国家经援工程、国际工程投标项目等)董事长郑祥智、广州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潘永淼参与讨论。会议由香港科大商学院传讯及对外事务主任孔芬芳、本报记者李振华主持。

　　1. “不够积极的收购方”

　　《21世纪》：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已经开始加速，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外收购的成功率一直不高，特别是一些巨型规模的收购交易，总受到“意外”因素的影响。以并购数量为例，波士顿咨询公司指出，在世界13个快速发展经济体(RDE)中，中国的GDP占29.4%，但海外并购数量却只占10.6%，属于“不够积极的收购方”。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并购市场上的角色？

　　郑国汉：毫无疑义，中国贸易数额巨大。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对外贸易数据里有一些重复的计算。举例来说，中国每出口一美元的产品，附加值不到0.4美元，而美国对华出口，每块美元附加值大约是0.8美元。很多产品根本就不是中国的资产，是外资利用中国的生产平台，把大量的产品往外销。

　　中国对外的投资为什么这么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最初的开放政策主要是引进外资，而且中国政府对于外汇储备一直比较谨慎。近年，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政府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但是政府一直很担心大量资金外逃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致对资金的进入控制不严，但对资金的外出监管严格。

　　从防止资金外逃到现在资金够多允许资金出去，政府经历了思维和政策的一个转变过程。

　　另外，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对资金较大需求的阶段。

　　谢丹阳：提到对外投资，中国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曾经大举向国外投资，而截至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对较少。

　　日本大举对外投资有几方面因素。一是日本缺乏资源，要走出去占有一些资源，比如石油。另外，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劳工成本已经越来越高。而对于中国来说，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处于资本需求阶段，都是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问题。

　　《21世纪》：近两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比如TCL、中海油、联想的海外并购。然而据观察，中国企业走出的积极性还不够，而且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原因何在？

　　郑国汉：据了解，这几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商务部应该对民营企业多一点支持，目前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这方面香港有成功的经验。香港在世界上的重要城市都设有一个经济办公室，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相关信息，比如法律和政策信息，香港企业可以去那里查询，了解市场信息和政策，企业从而省去了搜集这些信息的成本。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有必要在世界重要城市设立服务性的经济办公室。

　　郑祥智：我作为对外投资的直接参与者，觉得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毋庸置疑，这一点我感受颇深。

　　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再有就是团队合作问题。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团队就很难在一些项目上达成共识。

　　我们海外投资还面临人民币汇率风险问题。对此，我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应对市场汇率变化的能力还不够。

　　在海外承包项目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消失。以前，中国政府曾经提倡过劳务输出，现在不同了，中国政府不太提倡劳务输出，中国的劳动力，比如在纺织、建筑行业，已经出现了紧缺，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2. 境外经贸合作区“搭台”

　　《21世纪》：针对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政府近年来是否有相关的措施出台，给予企业以及时的支持？

　　方蔚：关于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现在有一个战略性的举措，就是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个举措是政府推动中国企业集群式的走出去。这样避免单个企业在海外显得势单力孤，也便于政府保护中国企业。

　　关于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的探索是从2006年开始的。与过去不同，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战略中，企业是主体，政府的角色是引导，主要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的引导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产业引导和国别引导。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模式是什么呢？是由比较有实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组成一个单个或者联合的投资主体，进行企业的投资。不过，对企业的规模有一定门槛限制，要求企业至少连续两年在国内的年营业额达到150亿左右。这是因为，如果规模小的企业，在国外抗风险的能力不够。不少走出去的企业因为自己规模小，经营很快就遇到了困难。

　　选定企业之后，境外经贸合作区不是到国外建一个工厂，而是要建一个工业园区。企业在这里经营、招商、管理，吸引中国的中小企业再来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这样就可以转移中国企业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能。

　　在当地设厂就可以获得原产地的资格，扩大我们的一些进口、出口，借此可以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另外，对所在国，可以帮助其提升相应的产业品质，尤其是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也可以解决所在国一些民生问题，比如就业等。

　　对所在国的政府，境外经贸合作区内的企业要寻求当地的政策支持，包括法律支持。要把企业谈判得到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和税收优惠法律化，作为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固定下来，以确保我们的企业在所在国投资的权益。

　　在金融方面，中国政府也考虑给予一些资金支持。但是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是有条件的。首先，企业必须达到相关要求的资质，才能纳入国家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参加招投标；另外，企业必须在所在国承诺一平方公里或更大区域的规划，而不是简单地盖几间厂房作为合作区。其次，对已经纳入政府支持体系的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提供一些支持。企业所在的省市，地方政府也要支持，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在政府支持之外，对入园企业，国家开发行、进出口行、进出口保险公司等都愿意为其提供一些贴息贷款或一些融资。

　　对企业而言，参加国家的招投标之后，要履行承诺，有关部门要根据企业的承诺对企业进行考核。同时，经济合作区企业还要建立退出机制。中央政府对这些企业也给予一些财政上的支持，政府还提供领事保护。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模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逐渐得到解决。

　　现在中国推动境外合作区，目前进展的情况是这样的。2006年商务部启动了这个计划，到现在第一批招投标中一共有八个企业中标，其中有七个企业都有实质性进展。对于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尤其是东南沿海和经济比较好的地区。今年7月份，商务部又启动了商务部第二次境外经贸合作区招标，又有十一家企业中标。

　　《21世纪》：在今天，政府越来越积极地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路线。但是，中国企业在能源等方面的对外投资仍然面临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中石油收购优尼科所遇到的障碍。对此，有观点认为是否可以避免控制权的交易，而是采取收购少数股权的方向，或者是投资有关敏感性的项目的时候，就像世贸基金合作一样。是否可行？中国企业有哪些该值得注意的问题？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从小做起，在比较敏感的地方，企业应该循序渐进，慢慢增加互相之间的了解。一旦形成互相了解之后，对方可能会允许中国企业增加控股。

　　另外，这一问题也需要换位思考，比如中国要到对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区，尤其像非洲国家，所在国可能比较欢迎这样的投资，但它们原来的宗主国可能会对此干涉，为中国的对外投资带来麻烦。。

　　我曾在国际货币资金组织工作过四年。据我了解，很多非洲国家虽说已经独立，但这些国家以前的宗主国每年还会对他们有很多援助，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卫生等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贸易上的优惠待遇。所以，虽然当地政府欢迎中国去投资建厂或是开设园区，但如果英国和法国等原来的宗主国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就会取消对这些非洲国家的援助。这至少是需要沟通的地方，我们的领事馆在当地也应该经常跟做一些沟通，至少不让对方觉得很突然。

　　所以，中国企业要从小做起，适当考虑地缘政治的影响，尽量避免触礁这种事情的发生。

　　3. 品牌并非必要条件

　　《21世纪》：主权基金的对外投资是越来越重要。今年中国也成立了自己的海外投资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并做出了第一笔投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伊始，就引起了各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应该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机构；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必须在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的角度上进行海外投资，希望能够配合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主权投资基金到底应该赋予什么样的职能？

　　郑国汉：中国投资公司设立的大背景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多了，设立投资公司的目标是想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我认为，对外汇储备的投资，更应该立足于保值、增值。

　　中国投资公司所能实现的战略目标，通过其他银行也可以达到，要进行策略性投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中国投资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另外，虽然它的规模不是很大，但跟其他的主权基金相比，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会引起更多的疑虑。我觉得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担心，不如更注重于收益回报，少做策略性的投资。

　　谢丹阳：中国投资公司现在的资金是两千亿美元，其中1/3准备承继汇金以前的那一部分资产，还有1/3可能会注资给农业银行，最后剩下的1/3投资其他领域，所以投资公司的规模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

　　所以，投资更应追求收益回报，而不是策略性投资，中国应该尽量避免引起别国过多的关注或反感。

　　《21世纪》：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的企业能不能在海外也建立自己的品牌。企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在企业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逐渐树立自己的品牌，或者是直接通过收购已有品牌。在建立自己的品牌方面，中国企业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郑国汉：我觉得品牌对企业的海外收购并非一个必要的条件。事实上对外投资有很多不同的考虑，有些为了市场，有些为了技术，有些为了生产成本，而品牌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中国的海外收购不少并不成功，这并不稀奇。即便是在一国之内的并购，失败也是很常见的。

　　对外投资更重要的是能够取得多少回报，这是更重要的。希望随着我们企业规模的扩大，在走出去的时候，成功率会能增加。

　　潘永淼：欧洲品牌的竞争很激烈，温州人收购当地企业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非常了解当地的文化。在国外建立品牌，中国企业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希望的。中国的产品以半成品的方式运到欧洲，在当地设中转站，招聘当地的劳工，在当地包装好再销售到市场上，这就不会产生抵制中国商品的问题。

　　我觉得，民营企业在将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唱主角，在方式上，采取蚂蚁搬家式的步骤更好。而政府应该支持对外投资力度比较大的企业，给它提供贷款。当我们的企业在国外壮大以后，可以兼并国外的品牌，而自身并不生产具体产品，主要是做营销网络。这样的中国品牌，才是更重要的。

　　《21世纪》：对外投资中，大型并购交易的主体通常是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近两年来，中国股市良好形势使得企业融资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都在海外上市了。由于这些企业大多处于垄断地位，其在国内的盈利水平非常高。那么，这些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或者并购之后，其原有的公司治理模式能否保证其海外取得较好的盈利水平？这些企业的“走出去”需要做哪些变革？

　　郑国汉：企业对外投资的根本要求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有明确的利润目标。如何海外投资盈利呢？一方面是企业管理要适合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第二是企业要有适应能力，公司管理必须配套。

　　至于一家企业在国内发展很好，到海外投资能否取得成功，这需要经受考验。现在投资者对中国企业愿意付几倍的市场价格来购买它的

股票，使企业显得非常值钱。但是，公司的盈利不能只靠股票盈利，股票盈利总是有中止的时候，最后还要回到公司自身的盈利能力上。而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策略、和管理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