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中等收入路线图

　　田享华

　　上海某小区的大门被封堵起来，院子里搭起了工棚，小区居民只好从后门出入，虽然麻烦了许多，但是并没有人抱怨，因为小区正在维修改造。而提供服务的是来自江西的建筑工队，在这里，一个农民工每天有50元到80元的收入，一个月有1600元到2400元的月薪。

　　“收入当然比在老家高多了，但是每天都要加班，常常没有周末，也是挺累的。”40多岁的万师傅如此告诉记者，“不过，这样坚持干几年，就可攒上一大笔钱，可以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而另外像他们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来沪农民工大约有五六百万，他们中大多数成为了农村中的“中等收入者”。

　　中共17大报告提到2020年要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根据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的解释，也就是说，从今年到2020年的14年时间，只要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目前年均7%的增长水平，扣除价格因素，到2020年，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可以达到55%。“其中城镇家庭可以达到78%，农村家庭可以达到30%，有2%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农村中等收入的农民工中，其所在的家庭最有可能在2020年进入到上述的30%群体中。但毋庸置疑的是，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任务非常艰巨。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根据专家的调查和分析，途径主要有三条：继续打工、回乡创业、融入城市。

　　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取决于能否让多数农民工变成“中等收入者”。

　　继续打工

　　根据发布于2006年12月名为《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的报告，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预计未来十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将在1.5亿人以上。

　　也就是说，10年后，大约会有3.6亿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根据劳动保障部近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达到946元，同比增长9.9%。如果按收入的一半寄回农村，那么也意味着与此同时，每年会有2万亿左右的财富转移到农村。带回农村的财富，或者用于消费，或者用于再生产，这几乎都构成了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记者在采访中也确实发现，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普遍选择了继续在城市打工。一对安徽农民工夫妇靠夜间摆小吃摊，每月能有三四千元收入，远高于在家乡务农收入。虽然因为无证经营偶尔会遇到查禁，但是他们表示，“只要还有钱赚，就不会回去。即便在上海待不下去，也会去其他地方。”

　　最近一份上海人口计生委的调查也显示：就业机会多是青年农民工来沪的首要原因。另外，青年农民工在沪工作状况总体比较稳定，在目前岗位持续工作时间1~2年的占32.3%，2~3年的占22.1%，3年以上的占27.6%。

　　另据调查，农民成群结队到海外劳务输出也是农村收入增长的一个途径。据新华社报道，皖南歙县棠樾村槐塘村民组这个不到1000人的村民组，就有近500人在欧洲，从事餐饮、服装、装潢、劳务等行业，每年这些人从欧洲赚回的利润就达2000多万元，平均每人4万多元。

　　“这个新华社记者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他很清楚情况，农民外出打工带来了很大的收入。”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顾问、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说，从在自家“一亩三分地”耕作，到离土不离乡，创办乡镇企业，再到走进大城市打工，进而走出国门创业，中国一部分农民在改革开放20多年里创业半径不断扩大。

　　但是，“农民工的前途不是继续做农民工，而是走农村工业化的路。”王开玉在大量调查后得出这一结论。他曾于2004年大规模的调查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并且主张农民工是农村的中等收入者，继而最有可能成为全民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虽然结论得出已有两年，但是根据随后我们的调查，也在不断验证这一结论是有生命力的。”

　　回乡创业

　　农民工继续打工，除了逐渐增长的年龄这一不利因素之外，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以及城市对他们的吸纳程度将决定他们原有的各种优势地位逐渐丧失，使他们成为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作用也会减弱。这是专家的结论，也为更多的事实所证明。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就业地和居住重心长距离分离，促使很多家庭出现“分裂”。王开玉最近就在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他最近也出版了一本《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就说明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关心他们的人很少，特别是亲情的缺失，让他们无法和正常孩子一样得到关爱。

　　“虽然，他们中一些人因为懂事早、懂事多，也非常勤奋、刻苦，都有着美好的理想生活；但是，因为缺少管教和少与父母沟通，在受到社会心理影响的情况下，表现出孤独、自闭的特征，个别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王开玉说，据他在安徽的调查，留守儿童就有约400万人，而全国估计有2500万人。

　　回乡创业也不仅仅是一个情感因素，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是农民工大量回乡创业的深层次原因。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认为，返乡农民工带回了滞留在东部的资本、技术、信息，可以成为促进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当然，大规模的变化还没有发生，并不是所有小城镇都符合‘创业’的条件。”

　　“安徽有一个鹿儿村，就是农民工回乡创业，使得一个小小的村庄，GDP达到2亿元。”如果更多的村庄走上这条路，就像华西村一样，中等收入并不遥远。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周丽就告诉记者：“华西村不仅实现了小康，还要实现中康，乃至大康。”华西村正计划投资10亿元建立一座高达84层的大楼，成为华西村永久的标志性建筑。而这“天下第一村”的憧憬，无疑诱惑和鼓励着更多农村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到：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这是农民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

　　融入城市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他们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并长期维持的一个路径。

　　日前，上海人口计生委主持的抽样调查也显示，6053人中有15.5%的对象认为自己是新上海人，有23.3%的对象认为自己已经是半个上海人，有35.4%的对象有选择长期居住上海的意愿，而通过打工挣到钱后就回家的比例为21.6%。上海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对于来沪的青年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表示乐观。

　　“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的愿望是很强烈的，但是目前的障碍也还有不少。”孙常敏说，现在城市居住证的“含金量”太少，没有“城市户口”所蕴含的福利，所以，这是阻碍农民工转化身份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留在农村，也是促使他们回去的重要原因。”

　　刚从福建调查回来的曹锦清并不乐观，农民工融入城市也不代表他们就城市化了，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成为“中等收入”。他特强调，农民工之中的分化也比较严重，全国各地农民工收入状况差异较大。“上海的农民工可以达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这群人融入城市何尝容易。”

　　“实际上，农民工目前所从事的职业还无法支撑他们长期成为中等收入者。”曹锦清认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是需要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伴有广泛的现代服务业兴起。

　　在曹锦清看来，农民工进城打工，并不直接使得他们成为中等收入者。因为至少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要在城里有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这份职业的报酬要相对比较高；第二，要在城里有住房，可以是买来的，也可以是租来的；第三，要有相应的保障，例如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等。

　　现在城市里具备上述条件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不足10%，主要是以下这些人：一、小老板，即工商业者；二、进城开饭馆的；三、搞城市建材销售的；四、城市捡垃圾者中的那些“高级别”的人，如废品收购站的“头头”；五、蔬菜市场中的摊贩；六、农民工中也有一些从事高技术的人。

　　“如果考虑一部分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并且融入城市，这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还有比较大的农民工群体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工以及农村被边缘化，处于社会底层的现状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曹锦清对于这类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长远规划表示了忧虑，塔型社会结构变为橄榄型结构固然好，但委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