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成长的烦恼考验中国智慧

傅勇

    历经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急速发展，中国正在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必须要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增长带来的问题。

    显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策马扬鞭、长路急进，就不会有流动性过剩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资产价格膨胀问题，甚至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不能合理应对当前的挑战，过去的努力和成就或会付之东流。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来定义经济发展特征，但如果中国泛起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将是破坏而不是创造。

    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国当前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增长史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认为，中国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处于少年向青年转变的关口：问题多多，桀骜不驯，在活力四溢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误入歧途。要成功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同样需要立足长远，着眼于大局，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科学而综合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本币升值，是所有新兴国家跨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谨慎处理的大局。本币升值过程的流动性输入通常会对国内的一般物价尤其是资产价格造成压力。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国家的资产价格扩张的程度有很大区别。

    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两个正反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综合的资产价格指数，日本在1970－1985年期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2.1%，1985－1989年期间大约为 17%；德国 （西德）在1971－1985年期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5%，1985－1991年期间大约为3.8%。正是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的转型绩效拉开的差距，并对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踯躅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不断流入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中。但一般物价水平并没有大的升幅，出现了所谓的“货币消失”，实际上流动性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与此相对，德国则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实践显示，偏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到目前为止，全年CPI可能达到4.5％，这意味着年初的调控目标未能实现，同时资产部门的状况更是不容乐观。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目前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在这一轮资产部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但对我国传统“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格局的矫枉过正也正集聚起有破坏力的风险。

    对此，财政政策应该发挥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有助于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激励。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增加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不会对股市和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造成直接压力，而夯实社会福利体系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挑战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美国的经验是，在次级债危机之前，每年流入将近万亿美元、资本项目下总债务3.5万亿以上、并且M2/GDP值稳步增加，正是得益于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美国才没有出现明显的股市泡沫。这意味着，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待长足发展。 （摘自《证券时报》，有删节）

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