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藏于民

　　迟宇宙 知名专栏作家

　　克罗福德在《金钱传》中形容货币的力量为“恰如驾驭一个魔鬼，让他来干天使的事情”，我们的祖先管仲说得则更为直白和朴素：“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

　　管仲曾对齐桓公说国家的财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问他：“何谓藏于民？”管仲答道：“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管仲还建议桓公用先王的货币制度，“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说：“先王高下中币，利上下之用。”“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上下之用，则文武是也。”

　　在管仲看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币制，对币制的调整取决于国君政令的需求以及国民对待货币的态度，“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既不能使

　　最能利用货币搞和谐的“先王”非周武王莫属。他的对手殷纣王则有一身蛮力，打仗是把好手，搞经济则连“二把刀”都算不上。

　　当殷纣王的时代，殷商的国民经济发展到了巅峰，然而王室对于奢华的需求却使民众感到了敲骨吸髓的搜刮。据《史记》记载，为了保持宫廷的高质量的淫靡生活，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将民间的财富统统弄到了国库中，形成了管仲所谓“残国亡家藏于箧”之局面。

　　在三代之前，据说大舜在顿丘和传虚之间经商时，已经开始了借债和放贷，“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既然商民以商业为国家传统，那么就会天然地产生借贷行为。马克思说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它们一起出现在纣王的统治中的时候，负债累累就变成了商民们最普遍的现实。

　　据《周书》记载，对于商民深受官债、私债缠身的双重压迫，周武王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他在灭商之后果断地“发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另据《吕氏春秋·慎大》记载，他除了“发钜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外，还“分财弃责(债)，以振(赈)穷困”。

　　灭亡商朝的新政权以政府的行为来宣告取消国债，并且以此作为赈民手段，事实上等同于将自由返还给了所有被纣王奴隶的民众，周武王因此很快便赢得了商民之心。他于挥手之间便熄灭了商遗民心中复国的

　　和谐是一种政治追求而非政治手段，当周武王施行仁政的时候，他所向往的并非只有赢得商民之心，而是期待周王朝未来的繁荣与强大。他不独想消除民间的穷困，还试图增加整个国民财富。

　　周武王及其后摄政的周公奠定了西周数百年的繁荣。然而历史总是有规律地往复，就像在画一个圆圈；王朝的血统总是盛极而衰，衰极又盛。幽王烽火戏弄了诸侯之后，平王将都城迁移到了洛阳。东周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争”正是出现在周平王开启的新王朝里。当和谐之火熄灭之后，当王室的权力被诸侯削弱、周王城里的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子需要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后，究竟选择王道还是选择霸道成为历史不得不作出的抉择。最终“春秋五霸”闪耀在了历史当中，但是他们都给自己披上了“尊王”的外衣，昭彰着“攘夷”的幌子；他们谁都没敢放弃对“王道”的承诺。可是谁都知道，那只是强力裹挟着的假象。

　　真正的“王道”是文武之道，是文王、武王父子两代与周公一起承诺天下的“示民无私”和“振穷困”的和谐之道。然而仅止于此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和谐在于“王者藏于民”。

　　管仲说：“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关注民生，藏富于民，增加民间财富，提高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让劳动者可以劳动致富，让投资者可以投资获益，这才是真正的“王者藏于民”，也才是真正的和谐。财富本身没有立场，更没有意识形态，当民富国强之后，真正的“王道”和“王者”就有了诞生的土壤。而像殷纣王那样一厢情愿掳掠天下、使人民深套于债务当中的，所能收获的注定只有镜花水月的往事和历史的半个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