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十位

　　本报记者 郭雪莹 北京报道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其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金融环境，要有懂金融的市长。而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多，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的话来说，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10位。

　　 随着如何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新的难题摆在市长们的面前，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也开始越来越被人重视。作为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金融生态不仅为其提供着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更决定着金融主体的生存条件。金融生态的好坏，触动着金融健康状况、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的每一根神经，进而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所有经济活动。

　　 很多市长已经逐步改变对金融的看法，对金融生态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建立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尤其考验城市管理者们的“金融治市”能力。

　　夏斌：懂金融的市长不多

　　 　　在《华夏时报》记者对夏斌的一次采访中，他掰着手指很认真地一个个数下来，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10位。

　　 　　金融生态最早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提出来的。它将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引入到金融界来，顾名思义，指的是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和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不可否认，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确实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根据《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统计，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特别是中西部融资困难，外部资金不吸收，本地资金不断流走，对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但不能忽视的是，很多城市在认识到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之后，已经开始了自己跌跌撞撞的摸索之路，其中并不乏成功者。以济南章丘为例，2004年，人行章丘市支行一份《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报告，拉开了“政府主导，央行参谋，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高潮。从建立企业诚信平台入手，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生态环境的好转，也加快了当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而信贷资金的大量投入，直接刺激的就是经济发展。到2006年，全市GDP增长22.6%，财政收入增长25.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3.97%。

　　郭田勇：金融生态建设有进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看法显然要乐观很多。他认为，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银监会建议把“骗用贷款罪”加入刑法，国家通过法律等手段对金融的管理不断增强、提高，这些都是中国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郭田勇认为，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今后还可从这几方面入手：

　　 　　一是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5次通货膨胀和一次通货紧缩，当经济处于这种大落的时期，银行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从而贷款困难，对金融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

　　 　　二是金融监管也要坚持持续性，始终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金融机构。

　　 　　三是完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机构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建立起企业的诚信意识和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是不断规范金融机构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特别是财税政策的标准也不要经常变化，这些都会有益于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

　　何世红：培育良好金融生态

　　 　　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世红通过本报呼吁：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先搞好金融生态问题。只有培育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经济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才能够得到良性循环，城市的投资环境才能够得到改善，融资渠道才能够得以畅通，投资者才能够纷至沓来。

　　链 接

　　最具知名度的金融市长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北京金融立市

　　 王岐山是一位典型的“经济学者”官员，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在北京上下笼罩在SARS白色恐怖的时候，被提拔为市长。王岐山上任后不仅化解了危机，也将北京的金融业搞得有声有色。

　　 　　王市长曾在一次记者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更多关心的是如何改善我们整个投资环境，如何为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贸易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怎么把金融街的环境搞好，这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一番话，足见他对金融生态的重视。在他的带领下，北京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传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不论是否真的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立市”的指导思想是定下来了。

　　 　　北京作为首都，会集了全国四大金融监督和管理机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和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四大全国性保险公司总部、中国金融业四大行业协会，同时，中国国债登记结算中心、中国

证券期货登记计算中心也都在北京。北京已是全国无可争议的全国金融管理中心、资金调控中心和资金清算中心。

　　 　　但王岐山不甘于此，为与上海竞争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他亲自致函给外资银行，介绍北京市政府对外资银行减税等优惠政策，邀请他们将中国的业务总部注册在北京。不仅如此，北京东部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开发区，让外资银行后台服务机构在此落户。

　　 外资的大量涌入，中关村科技园的迅猛发展，金融街的地位得到稳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对此评价说：“北京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就为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银行并不是看我的面子

　　 戴相龙，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2003年初，当戴相龙揣着国家

开发银行500亿元的信贷资金和一份7000亿元的5年投资计划上任市长时，被天津市民们亲切地称为“财神爷”。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位“金融市长”的认识仅仅是他在金融界具有广博的人脉和深厚的影响力，而这些，都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银行信贷。

　　 　　诚然，巨额的信贷资金给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飞速的发展，但依靠信贷，毕竟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紧接着，戴相龙提出了他的“城市金融学”。把城市的基础设施看成一个项目，通过贷款将它建设完善，引起地价上涨，再以竞拍方式将土地转让，政府从而获得土地收益权，最后还贷。戴相龙认为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不仅如此，戴相龙还把天津金融业明确定位在与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国内第二家民营银行——

渤海银行的开业，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的成立，戴相龙的一番苦心经营，已获得了累累硕果。当他在英国、法国，向世界推荐天津的滨海新区时，海内外引起的热烈反响是对他这番努力的最好回应。我们同时也看到了，金融市长的作用岂止是“面子大”，他对金融调控的高瞻远瞩，对金融体制的综合经营，都可能会为一座城市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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