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梦想点燃的村庄

　　当生物液体燃料点燃一个又一个村庄的梦想，当地的人们也异常警惕其中的泡沫，事实上，他们曾多次品尝过各种泡沫破裂的滋味

　　即使没什么活计，张均会老汉还是习惯绕着高粱地一圈圈地转，大黄狗在前面颠颠儿地跑着，扑咬高粱叶子上的蚂蚱。张是黄骅市东孙村的前任村支书，他贷款包了600亩地，其中60亩用来种甜高粱，“这是全村儿最远的一块地，也是最差的一块地。”他指着高粱地告诉《中国企业家》，“没有比这更差的了。”黄骅位于河北省东部，东临渤海、南接山东，这里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十种九不收，总耕地面积109万亩，其中盐碱地就有79万亩，占耕地面积72.4%，另外还有低洼荒地24.6万亩，但是这种恶劣的环境偏偏适合耐旱、耐涝、耐盐碱的高粱生长。

　　张均会脚下的土地，风一吹几乎可以刮下层碱末来，这里是中粮和英国BP公司联合搞的试验田，故意选的盐碱度最高的地块。2007年3月，中粮与BP公司在河北黄骅、山东阳信和内蒙五原分别搞了这样的试验，如果这块土地上甜高粱的产量、糖度都符合中粮需要，黄骅就可能成为种植基地。去年张均会自己开出了这块荒地，种了一次夏播高粱，刚下种的时候特别旱，水浇下去盐就返上来，土地板结得厉害，最初高粱有点拔不上节来，但后来长势越来越好。第一年高粱卖给了附近的白酒厂，养牛厂也要，卖给酒厂每斤杆可以卖到7分-1角，给牛场能卖到3.5分/斤就不错了。高粱地对面是张的玉米地，“去年棒子(玉米)都成天价了，周围种的人一下就多了，要是高粱的价也能上来就好了。”张跺了跺脚下的田埂说“只要连续种上两年，肥力就能养起来了”。

　　在中国，还有很多农民将面对与张均会同样的机遇。21世纪初，中国开始燃料乙醇尝试的主要推动力就是解决农民“卖粮难”，成效相当显著，4家定点企业附近的玉米或小麦价格都高于省内平均水平，交粮时节，农民甚至还会主动把通向工厂的大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当原料从粮食换转化为非粮，对农民的意义就不仅是增收，还包括扶贫。因为种植非粮能源作物的边际性土地通常属于荒草地、盐碱地、沙荒地、裸土地或滩涂，那恰恰是连靠天吃饭都很难做到的乡村。

　　如果要看生物液体燃料如何点燃一个村庄的梦想，不妨到云南楚雄州双柏县的普龙村。双柏就是让刘宝和几乎犯心脏病地方，但改变这里的并不是中石油，而是与它合作的神宇。

　　普龙村的孩子失学率极高，不仅因为缴不起学费，也因为路太难走，必须几人同行家长才放心，一家的孩子不读书了，周围几家邻居的孩子都要失学。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养几条狗，平时看家，来了尊贵的客人就宰了做菜。就是在这样一个节奏缓慢的乡村，那种数百年来用于扎绿篱、点火把，满山遍野都是的麻风树突然之间成了金疙瘩。普龙村共有900多人，有400多人为神宇公司的种植基地打工，去外面打工进进出出不方便，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每月都能拿到现钱。村支书方思彬告诉《中国企业家》，摘果子的季节恰逢农闲，放着牛就可以带回来，最早的时候2毛钱一斤，现在已经涨到6毛钱，另外无论平坡、挖坑、栽种，每做一份工都有钱赚，七七八八算下来，如果一对夫妻给神宇打工，全家一年能赚5000块-6000块，而公司进驻的前一年，普龙村人均收入向上级报的是821块，其实是600多块。公司来了之后，包括买地的钱在内，村委会的账户上一下多了20万块，靠这笔钱自来水流入了每家每户，村里很多人也开始翻修房子。

　　2006年，神宇公司还安排方思彬等几人去红河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培训。2006年1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启动绿色能源减贫项目，已在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展开，种植麻风树发展生物柴油正是重要一项。

　　2007年8月中旬，一支美国农业部考察团来中国调查生物质能源发展情况，他们所获得的最深印象，很可能是那些一句完整英文也说不出的中国乡镇干部，却对这个全球最新锐话题保持着的旺盛热情。贫瘠的土地能成为“绿色油田”，这也是许多地方政府的梦想。四川资阳要发展以红薯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估计需要消耗100万吨红薯，项目还没开工已经有农民放鞭炮，地方政府算账：1吨红薯卖400元钱，100万吨就是4个亿，平均每个农民能增收500元钱，靠当地最便宜的农作物能带来如此好的效益，之前难以想象。

　　早在国家明确生物液体燃料向非粮转变之前，有些基层政府就已自己动手搞试验。赵恩廷，黄骅市农业局局长，大嗓门，倔脾气，2000年刚到农业局就搞了一次“地怎么种，钱怎么挣”的大讨论，“我们有句话叫‘能种金子，不种银子’。”赵恩廷说，但以黄骅的自然条件，银子也很难寻觅。2004年，他引进了美国饲用甜高粱“大力士”用做牛饲料，在此过程中发现这种高粱太甜了，小孩经常拿它当甘蔗吃，糖度能达到17%到22%，而广西黑皮甘蔗糖度不过15%，赵觉得糖可以转化酒，应该能发展几个酒厂，想到这儿打开电脑就搜索，无意中发现甜高粱的用途有27种，居然还可以转化成燃料，他顺藤摸瓜就开始研究。

　　2005年，赵恩廷在自家的院子里做试验，他的院子属于重度盐碱，到了秋季，400多棵高粱都长了3米多高。2006年他动员了6个地方在240亩地搞了14个品种的种植和加工试验，市里面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觉得高粱做燃料是异想天开，就直接对他说，“赵局长，你这两年干得不错，别让‘高粱酒’把自己淹了。”赵恩廷自己心里也七上八下，结果当年收获之后，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赵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山西、内蒙、山东各地的企业纷纷和他联系，有要种子的、有要秆的，有希望提供技术指导的，还有要来投资的，其中两家企业引起了赵的注意，即中粮集团和民营企业河北中邦新能源公司，中邦已准备在黄骅设立4万吨乙醇项目，而目前，黄骅更希望引入中粮。

　　能引进中粮这样的国有大企业是那些资源贫乏地区的迫切愿望，但双方也各有算盘，地方政府在企业建厂之前不敢发动大规模种植，担心种了没人收，农民把高粱秆和红薯都拉到政府大院，而国有大企业则担心原料供应没有长期保障，希望先看一下种植情况，另外，也需要详细摸清可供利用的边际性土地面积。

　　“别看中粮有钱，疑心还很重，老怀疑在你这儿长不长啊，能拿出这么多非耕地吗？老想1分钱不投还让你种下来，种完了还要看看再说，你说这不难死我了吗?你作为一个大企业投上几百万搞试验不很正常吗？但是它很小气，老是问，几分钱收啊，我说7分钱，它就问6分钱行吗？”河北一位希望与中粮合作的地方领导忿忿地告诉《中国企业家》。

　　“地方政府老觉得我们花的是国家的钱，应该大手大脚，这让我们很头疼。农民说你先把工厂建了我再种，但工厂建了他实际也不一定种，要看别人种的效益怎么样才能确定自己种不种，谁都怕让对方骗了。”一家石化企业新能源部的负责人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