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鏖战

　　从粮到非粮的原料转化，为民营企业打开了一道获得身份确认的缝隙

　　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是最富冒险精神的“淘金者”，他们上无政策扶持，下无销油渠道，但往往能跑在政策风向之前，对成本环节控制到极致，没有沉重的非商业包袱，敢于尝试规模化种植失败的风险，而且善于同基层政府和农民博弈。

　　这是一股容易被低估的力量。

　　“下乡”标本

　　2005年的一个夏日，在从云南丽江到永胜空旷的公路上，一辆凌志越野车突然刹住，然后倒退了50多米，还没有停稳，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就拉开车门跳出来，她绕着路边的一株小树手舞足蹈，嘴里喊着“小桐子！小桐子！”

　　三年后，苟平向《中国企业家》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忍不住大喊出来。她口中的“小桐子”学名就是麻风树。苟平是云南神宇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最初她并不知道云南盛产麻风树，仅知道有零星分布，“什么叫分布？就是两公里内有一棵树也行。一下飞机我就傻了，这么大的云南到哪儿找这个东西？那天在丽江附近我看到了第一棵小桐子，然后又一棵，再接下来就是层层叠叠连片的足有几千亩，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当时苟平还没有意识到，她在农村的博弈技巧足以成为民营企业下乡的样本。

　　从北京到云南异地创业，苟平第一个念头是一定要在最基层下足功夫。她之前曾在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工作，深深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个例子就是与同仁堂合作扶贫在山西某县种党参，与农民的合同从地板摆到天花板，但实际上相当于废纸一堆。

　　神宇实行了一种核心种植区方式，每到一个地方去租赁土地，要求租赁的年限都是50年，因为麻风树一旦种下去，在生长期内摘50年果子都没有问题，不用重复种植。在神宇核心种植区内，每一个片区不能低于10万亩，即可以满足年产两万吨生物柴油工厂的原料需求，只要有足够可供利用的土地，就把工厂设在这里，农民看到有工厂在才会放心种植，不会担心没人收。无论是政府还是负责种植的农民，都不需要投入资金，因为种苗也是由公司购买的，核心种植的含义就是控制原料的成本和来源，农民不是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植，而是给公司打工。 即使如此也有风险，曾有人提醒苟平，要小心农民一把火把树烧了，明年你还得花钱来种。因此神宇在与农民维持互利关系方面搞出了一套细致方案，一个种植程序可以分解成三个或四个工序，完成一个工序验收合格后才付该工序的钱。而收获的时候，本来果子产权是属于公司的，但是神宇仍然按照交上来的果子重量付钱，尽管实际上是以劳动力成本核算，但给了农民一种“卖果子”的感觉，如此农民就会更用心地去保护种苗。

　　和县政府、镇政府谈判的时候，苟平最初上来就讲这个项目如何利国利民，国际上油价形势怎样，但谈着谈着发现听众眼神发直，后来才观察到原来对方只关心两件事儿：第一，农民能得到什么？第二，政府能得到什么？于是她改变方式，和地方政府算账：哪怕一亩地投300块钱，十万亩地是多少钱，而这些钱是一定要当地老百姓一锄头一锄头地消化掉；建个加工厂至少要花3000万，政府会因此有多少的税收。这样就很容易沟通，“地方害怕企业不干实事，但说实话按照这种方式最应该担心的是我，签完合同就要交钱，油卖出去我才能把钱挣回来。”

　　目前神宇已经在凤庆、永德、耿马等云南6县完成30万亩的种植面积，并准备在缅甸建立150万亩的种植基地，毕竟边际性土地没有耕地更利于麻风树生长。缅甸政府正在倡导金三角地区罂粟的替代性种植，麻风树特别受欢迎，苟平在缅甸看到的景象让她大惑不解，缅甸政府要求官员都要把发的麻风树种子带回家，没有地就种在花盆里，县长们的业绩考核中麻风树种植面积也是重要一项，但如此广泛的种植却没有后续加工。

　　“原料上了生产线就是一个完整体系，中间消耗的东西是固定的。实际上要控制的是前端的原料，”苟平说，“我认为这个产业的风险都在这里。”

　　背影中的“财神”

　　目前仍在生物液体燃料行业内坚持的民营企业背后都有现金流充沛的耐性资本支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终点很辉煌，过程太漫长”的选择。

　　近年来，很多民营企业都找到甜高粱专家王孟杰咨询能否进入甜高粱燃料乙醇行业，“我通常问他们这样几个问题，你准备土地了吗？能拿到多大规模的土地？地方政府支持你吗？特别是，你有多少钱？”王说，“如果只有几千万资金，我们通常劝他不要干了，这个产业一头扎进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五年之内见不到效益很正常。”

　　神宇公司的投资者是国内林木行业翘楚之一的菲菲森旺，苟平最初仅是和董事长杨东军介绍生物柴油的情况，四十分钟后杨即决定“这是必须要进入的领域”，并力邀苟平加盟，至今菲菲森旺在云南投入的资金已不下数亿元。“十五”期间，以电子行业起家的黑龙江企业家杨家象获得了“863”计划支持的一个甜高粱试验项目，在佳木斯东北方向约20公里的一个县里建立了桦川燃料乙醇厂，迄今已投入3000多万。新疆2007年以来连续启动甜高粱燃料乙醇项目，南部莎车县与一个名为浩淇的浙江生物质新能源公司签订了协议。浩淇拟投资12.6亿元，分三期建设年产燃料乙醇30万吨的项目。《中国企业家》了解到其投资方来自浙江中宇创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为建设、房地产开发、矿山开发、科技开发、旅游几大板块，2006年年产值已达38亿。

　　若没有雄厚的资金后盾，梦想就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在山东阳信县，滨州光华生物能源公司试验基地的门框上仍可看见残留的法院封条。光华生物2005年一上马就按照中试的标准，在储存、发酵和蒸馏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有可能进入国内第一批甜高粱燃料乙醇试点项目的行列。

　　但是，2006年投资方光彩能源有限公司突然撤资，将光华推入低谷。那正是项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周围一万亩甜高粱到了收割的季节，订单已经下去了，8毛钱一斤秆，农民套好车准备送货了，“那时我每天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应付债主，另一件事是四处借钱，”总经理姚军峰是个语速缓慢的年轻人，“良心丧于困地，如果我当时拍拍屁股走了，从商人的角度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还是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就挺过来了”。

　　事实上，国际上著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对生物液体燃料青睐有加，生物柴油的龙头企业古杉集团就曾获得维众创投和蓝山资本两轮融资。而大量民营资本也在向这个方向流动，《中国企业家》获悉，数位在国研斯坦福培训班相识的企业家准备在2007年9月份联合成立一个名为“国福”的生物质能源发展公司，该公司性质定义为创业投资，拟组建国内第一支专业投资生物质能源的基金。

　　“国福”主要发起人为上市公司中科英华董事长陈远，注册资本1亿元，陈远本人认购了40%的股份，他把“同学”华睿投资总经理史国松、旭阳焦化董事长杨雪岗也吸引进来，主要投资领域就是生物液体燃料，第一个项目可能在生物柴油领域。陈远的信心来自“内幕消息”，国家将对该产业实行有弹性亏损补贴机制，不管原油价格如何波动，只要达到行业平均运营水平的企业就不会亏损，而副产品开发用途多，如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效益就会非常可观。

　　“我们的团队中，有搞投资的，有搞化工的，还有搞林业的，大家都是民营企业出身，总比‘国家队’决策快，效率高吧？”另一位发起人告诉《中国企业家》。

　　生存之道

　　然而，“国家队”的优势也是民企投资者难望其项背的，至少其项目更容易拿到“准生证”，堂而皇之进入国家成品油销售体系。在燃料乙醇行业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乙醇出路无非有如下几条：在四家定点企业产能不足时，双方私下交易，分享补贴；卖给中石油、中石化以外的民营加油站；暂不进行精熘，以食用酒精或工业酒精出售，其中第三种方式最为普遍。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的销售也只能依靠自己，主要销往使用农用车的农村。

　　桦川酒精厂作为“863”课题2005年已获得验收，但直到2007年仍在原地踏步，规模始终不敢扩大，原因就是没有正规的销售渠道，总是存着满满两大罐酒精，附近居民谁需要就两元一斤买回去喝了。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浩淇新疆项目中的酒精，在与石化企业还没有取得协议之前，有一部分也以白酒的形式卖到了哈萨克斯坦。

　　“只要中石油、中石化能买我的酒精，即使拿国家现在给四家定点企业一半的补贴我也敢做，”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家》，他有一套控制成本的“土方法”，“希望国家能在1万吨—5万吨燃料乙醇产量这个层面放开口，允许大家示范，不要觉得1万吨的规模不经济，10万吨的又担心不成熟，总是陷在一个矛盾的怪圈里。”

　　比较现实的方式是整合资源，“国家队”与“民营队”各做产业链中的一段，神宇就与中石油也达成了意向性合作，“中石油知道加工炼油销售是自己的强项，但是在种子选用、种植与农户交涉时特别头疼。”苟平说。这恰恰也是双方都感兴趣的路径，中粮也有意在各地寻找研发比较成熟的民营企业作为收购目标，曾经拜访滨州光华，但当时由于滨州正处于困境，中粮对其技术缺乏信心，而与中粮同去的专家也让光华感觉“盛气凌人”，合作终未成功。“等到酒精哗哗地向外流的时候再让中粮看看才有说服力，不过话说回来，到那时我还未必想卖了呢。”姚军峰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