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美国经济病了我们怎么办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市场都在注视着美国的经济情况，而目光越来越忧虑。过去出言慎之又慎的格林斯潘上周的“年底衰退论”与美国政府的矢口否认，使争议达到了一个新高峰。然而，不断报出的数据却在显示，看空美国经济后市的人并非无据：8月，美国工资增长出现4年来首度下滑；两年期国债利息率下降3.854%，失业率从3月份4.4%上升到4.6%。后两项指标，过去曾精准地预测了1990年与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

　　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4年来首次降息，算是对争议的一次正面回答：增加市场流动性，防止次级债危机引爆信贷危机。但是，这一救市行为，反而可能增加市场的悲观情绪——2001年1月美联储降低0.5个百分点，股市的欢呼还未收声，3月美国经济即开始一蹶不振。

　　美国1990年和2001年的经济滞长，当然有两场战争的背景：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但是，2007年的美国经济，也有两场战争背景：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奇妙的是，在美国经济处于可能的拐点之际，另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传言也突然沸沸扬扬起来。历史总有些巧合，起码在表面上。

　　回顾美国经济的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战争或经济，预测总是危险的。事实上，美国个人收入今年的快速上涨和近期对外贸易升温，仍有力支持着美国经济转好的看法。但无论最后战争背景是否起了作用，看空数据或看多数据最终谁战胜了对方，有一个问题仍需要回答：假如美国经济病了，我们怎么办。

　　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注。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动荡，并未对中国造成直接冲击。在欧美日银行业大举注资救市之时，中国受次级债影响最大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上半年计提的未实现减值准备额加起来不过两亿美元；在欧美股市屡被袭击之时，中国股市却表现得一枝独秀。业界和市场的乐观情绪，似乎阻断了美国经济风险对中国经济的传导。

　　但是，传导是客观存在的。忽视蝴蝶效应，可能给我们带来惩罚。从中美经济的各自特征来看，这种效应更可能以间接形式表现。具体地说，这一负面效应将通过以下方式表达：加大了中国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加大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加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而近期针对中国的这类声音已再度高涨。最终，影响中美关系的密切性和协调性。

　　需要准备针对美国经济病的疫苗。如果说1990年和2001年的中国还有避免连带性风险的话，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这一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在入世后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经济全球化不但会带来收益，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外部风险。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经济，应是中国拓宽风险意识视野的第一堂正式课。而如果热议的新战争不幸成为事实，则足可视为对中国风险意识提高与否的一次考试。

　　因此，要做的功课其实很多。比如，首先应对中国外汇资产结构做好进一步调整的准备，尽量避免弱势美元的影响。而这种调整，涉及对中国外汇的处置理念的明晰；其次，应总结利率调控手法对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目前来看，与美联储相似的操作，多少影响到了这一改革进程的自主性。中美不同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利率调控的相似性应是有限的；第三，总结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教训。在中国信用体制远较美国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创新要纳入更为明确的风险防范体系；第四，政府、行业协会更细致地做好对抗准备。在经济可能恶化和大选临近双重作用下，中美贸易领域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增多。而降息后美国进口能力的下降，也应是中国企业考虑的问题；最后，如果美国经济风险因战争等因素扩大，必然要求中国

能源战略做出应对调整。

　　在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越来越无法切割之时,无论美国经济衰退是杯弓蛇影还是山雨欲来，政策和市场都需要做出有针对性的正确反应。这是一个过去只在战术层面有所反映、在战略层面准备不足的新课题。做好这一课题的意义在于，即使用不上，也足可积累有用经验。面对风险，越主动，越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