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农信社突围：曾损失资产100多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刘若凝/黑龙江报道

　　历经人民公社、财政、人民银行、农业银行、银监局等几任“婆婆”代管的农信社，2003年以前“地位”一直没有确定。这种“代管制”给农信社带来不少体制性弊病，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它给农信社遗留下两样东西：坏账和孬人。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6月末，全国农信社法人机构34909个，亏损面高达55%。2002年底，全国农信社实际资不抵债数额为3300亿，资本充足率为-8%，亏损总额为58亿，历史挂亏1300亿。十年连续亏损丝毫没有停止迹象。

　　2003年起，新一轮农信社改革拉开帷幕。当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文件指出：“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同年8月，试点从浙江、山东等八省市启动，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2007年8月10日，全国最后一家省级联社——海南省联社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农信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面建立，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

　　截至2007年6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30841亿元，比改革前2002年末增长121%；各项存款余额43394亿元，比改革前增长118%。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219亿元。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四级分类口径的不良贷款2972亿元，不良率9.6%，分别比改革前降低了2175亿元和27.33个百分点。农信社口径的资本充足率12.24%，比改革前提高了20.69个百分点；历年亏损挂账586亿元，比改革前减少了722亿元，降幅55.6%；农业贷款余额13982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8403亿元，增长151%，增幅明显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目前的45%，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

　　在农信社的改革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针对此次改革目标、过程、方法、成效的种种质疑也一直伴随左右。而一些农业大省的农信社改革更是艰难，也更为迫切。

　　黑龙江省素有中国的“粮仓”之称，而作为支农的主要金融力量，黑龙江农信社却曾经是一个亏损大户。2005年之前，黑龙江各级农信社的亏损已经连年位居全国第二名，不良资产和亏损挂账达100多亿元，案件频发，乱象环生。

　　2005年8月2日，由黑龙江省内7家市地联社、79家县级联社自愿出资入股设立的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黑龙江省联社”)挂牌成立，时任黑龙江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李久春出任理事长。

　　省联社成立之后，不仅大规模公开“处理问题”和“处理人”，更建立以稽查局为代表的内控“新政”。现在，黑龙江农信社不仅扭亏为赢，赢利高达6亿元，而且还成为省内营业网点分布最广、覆盖率最高、拥有客户数最多的金融企业，成为支农老大。

　　对此，黑龙江省联社领军人物李久春频有感慨：“一个成立50多年的农信社，历经沧桑都没有倒下，足见其生命力的顽强。”

　　(中标题)李久春的9个“为什么”

　　2007年7月，黑龙江省联社理事长李久春坐在记者面前，谈内控制度的建立，谈支农资金的筹措，谈“一证通”贷款业务，笑容可掬，像一位军人在细数着自己的战果。

　　而就在一年多前，李久春却因为震怒在全国农信系统闻名遐迩。

　　“为什么我们经营了这么多年能形成100多亿元的资产损失，损失到哪里去了，我们怎么管的？”

　　“为什么我们作为金融机构能有几个亿的国家公职人员欠款，我们的贷款制度怎么执行的？”

　　“为什么开大会、下文件、提要求，落实不到基层，还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我们的各级干部是怎么履职的？”

　　“为什么有的县级联社和信用社这么乱，那里的上一级机关领导天天都在想什么、干什么？”

　　“为什么有的领导喜欢与素质不好的人划圈子、交朋友，有的甚至得到重用，到底是什么利益关系作梗？”

　　“为什么贷款要好处长期禁止不了，肥了哪些人？”

　　“为什么借、介、贷内外能够三方勾结，损害了信用社多少利益？”

　　“为什么顶冒名贷款屡禁不止，各级联社都默许了吗，为什么司空见惯无人追查？”

　　“为什么我们自己检查查不出问题，是不会查？不敢查？还是不想查？”

　　2006年4月，在“全省(黑龙江)农村信用社正风守纪教育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李久春神情激动地提出了以上九个“为什么”。之后，李久春的“愤怒九问”迅速在全国农信系统的网站上流传。有人称之为“振聋发聩”，还有人说：“终于有人思考农信社的问题了”。

　　李久春的震怒，并非因为黑龙江农信系统当时的乱象，而是因为乱象竟然超出了他这位“老金融”的想象。

　　超乎想象的乱象

　　“2003年以前，农信社的性质一直没有确定，历经人民银行、农行等几届‘婆婆’，都是代管又都不管，没人真正负责。而每一次管理体制的更迭，带来的都是管理上的缺位，以及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监督制约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就给农信社遗留下两样东西：坏账和孬人。”李久春直言不讳地说。

　　“某改制信用社35名员工中有33名是老子、儿子和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一个社被百姓戏言为‘让老X家给包了’。员工学历层次底，总体素质差，‘无知无畏’，近亲繁殖的现象在各级联社已经成为常态......”

　　而作为亏损连年位居全国第二名的黑龙江各级农信社，其改革前的“烂账”状况更让人怵目惊心。

　　据李久春介绍，2005年黑龙江省联社成立前，包括票据置换部分，全省各级农信社成立以来已经沉淀了1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和亏损挂帐，案件频发，基层信用社主任纷纷涉案，乱象环生。“占发案量80%的顶冒名贷款常年发生。某信用社从主任到司机都可以顶冒名贷款，都成了顶冒名的窝了，但员工们却习以为常，不以为这样做是违规违法。”“自此延生的是风气不正，关系复杂，管理松弛，行为失控，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2004年7月，黑龙江银监局曾专门召开全省农信社案件防范和风险管理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发生在2004年春节期间的哈尔滨市巴彦县联社刘福成侵占资金案件所涉及的40名相关责任人做出公开处理：公开宣布取消9名农信系统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建议哈尔滨市联社对18名农信社主任、副主任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建议对22名农信社一般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同时，建议当地党组织给予其中21人纪律处分。如此大规模公开处理违规经营责任人，在黑龙江省银行业还是第一次。

　　冰山不过是一角微露而已。

　　“2004年12月末，黑龙江省联社筹备组成立时，为防患于未然，筹备组曾在全省抽调了500多人对农信社的违规经营进行交叉检查，20多天后大家纷纷回来汇报：平安无事。”李久春回忆说。但没过多久，哈尔滨市通河县联社就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接连发生了3起金融大案，涉案总金额约1800万元，“超过当地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其中，某储蓄所所长孙伟巨额存款盗用案，便是一起典型的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家财产事件。“整个储蓄所内部就像他自己家一样，想取钱时随便贴一张票据，就可以把钱取出来。”据通河县联社一位负责人介绍，该储蓄所一年的存储额不过1000多万元，孙伟一伸手就轻轻松松地拿走了948万，几乎把整个储蓄所掏空。

　　“我琢磨了许久，为什么自己人查不出问题，而银监局一查就有问题呢？”采访中，李久春自问自答到，“一个单位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太可怕了。”

　　“利益关系网”是腐败的温床

　　“过去农信社也有稽查部门，而且也大都齐装满员；但多年来，因为内审体制不顺，人员素质不高，稽核机构基本已经形同虚设。有的单位对违法违纪问题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有的问题暴露之后，他们隐瞒不报，能捂则捂，使一些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最终酿成案件。而查处违规违纪问题和案件的比率却几乎是零。”李久春将此概括为：不会查、不想查、不敢查。

　　在李久春看来，其中的原因，“关键是人，人的关键是行为，行为的关键是‘利益’”。

　　“在我们的联社与联社之间、联社与农信社之间、领导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客户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而又无形的‘利益关系网’，这是导致腐败的温床，是纵容违纪的内在动力。这种‘利益关系网’表现在人才选拔上，往往会出现诸如‘表面公开、实则内定；表面民主、实则一言堂’现象；表现在经营上，就是‘表面公正、私下交易，表面廉洁，暗地腐败’。”

　　“这个利益网的打破，既需要时间，又需要力度。”李久春说。

　　“基层暴露的问题如此触目惊心，那么，全省79家联社到底还有多少家有严重问题？还有多少员工在胡作非为？100多亿元的资产损失，是如何造成的？”李久春希望为自己的疑问早些找到答案。

　　2005年年底，李久春认定了自己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成立稽查局，目的是“检查出自己的问题。”

　　(中标题)内控“新政”：“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

　　黑龙江有句俗语：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李久春显然不信这个邪。

　　2005年11月，黑龙江省联社在全省农信系统内公开招聘稽查局人员。“共有375人报名，我们严格考聘了20名从业时间长、专业技术过硬，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组建稽查局。”李久春说。

　　“八不准”的稽查

　　2005年12月24日，黑龙江省联社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联社稽查局，随后，市县联社陆续成立稽查分局和支局，并一改以往稽核工作“平行领导、平行监督、内审走形式”的做法，赋予稽查局“垂直领导、上挂一级、平行监督、下查一级”的新的管理体制，赋予三级稽查局相对的独立性，开展稽核工作的权威性，处理问题的超脱性，赋予稽查员现场经济处罚和建议行政处分的权利。稽查局由省联社直管，实行报告制度和理事长负责制，稽查局工作直接对理事会负责。

　　新成立的稽查局有个著名的“八不准”稽查纪律，即不准由被稽核单位安排住宿；不准接受被稽核单位安排的就餐和宴请；不准在被稽核单位和所在的原单位报销任何费用；不准接受被稽核单位任何馈赠；不准参加被稽核单位安排的旅游、联欢等娱乐活动；不准向被稽核单位提出与稽核工作无关的要求；不准与被稽核对象私下接触；不准泄露稽核秘密。

　　“一旦发现收受礼物甚至和被稽核对象吃饭的，就马上下岗”，李久春介绍说，“这让基层社大伤脑筋，因为以前请吃、请玩、送礼品礼金等手段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除了独立稽查外，新成立的稽查局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稽查员的人事、薪酬管理也进行了创新，省联社稽查局稽查员的编制仍在原单位，但由省联社直接管理。稽查员除由原单位开工资以外，省联社每月定额补助，有检查任务时每天另行补助160元。”

　　省联社还承诺，对工作突出、综合素质高的稽查员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作为充实各级信用社管理人员的首选。同时对稽查员实行主查人责任追究制。

　　在检查的方式方法上，稽查局视稽查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定期检查、突击检查、专项检查、“地毯式”排查、全面接管整体移位等方式进行，“以全面接管整体移位为例，稽查局全面进驻后，原信用社员工则强制休假，接管经营20天后，再进行交接评价，有问题及时处理。黑河一家联社的女主任涉案900多万元，作案手法隐蔽，经过多次检查都没有检查出来。后来稽核人员进去，该联社员工被强制集体放假，这样的‘休克疗法’才让她现出了原形。”李久春说。

　　2006年开始的将近4个月时间里，黑龙江省联社稽查局重点检查的7个县联社、86个信用社中，有33家存在顶名、冒名贷款问题，占所查农信社的38%。省联社立即采取了清收、追责等手段挽回损失。

　　“稽查局成立一年多来，效果非常好。2005年和2006年出现的71起案件，基本都是稽查局查出来的。”为此，全省共处理责任人10816人(经济处罚9331人，行政处罚1485人，移交司法机关106人)，“接近员工总数的一半”。截至2007年6月末，被查单位共整改问题3735个，落实四项制度2216人，收回违规贷款4.5亿元(其中现场收回货币资金2.7亿元)，落实还款计划7.5亿元，完善贷款手续3.6亿元，三项合计15.6亿元。

　　严格的稽核手段使黑龙江省联社一度成为全国农信系统的案件高发区。如今，以基层信用社主任作案为主的陈案发生率，在经过2005年和2006年的集中爆发以后正逐渐下降，“查实的陈案在今年降到了3起，只发生了1起新案，新案率同比大幅度降低。”

　　“处理问题难，处理人更难”

　　成立稽查局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让黑龙江省联社在内部监管、运营上初见成效。“发现问题容易了，但处理问题却很难，尤其处理人更难。”李久春感叹到。

　　“2006年黑龙江农信系统共发生了51起案件，是全国挂名的案件高发区。虽然都是多年的陈案大爆发，但是大多数都是基层信用社的主任在领头作案。处理一个很小的基层社的主任，他都能找到各级领导来说情，这让我们很棘手。”

　　为此，省联社成立了违规违纪人员处理委员会，成员由稽查局、稽查分局的局长组成。“如果处理的难度大，就端到理事会上进行表决。”

　　“今年的一次理事会，我们处理了10家县级联社的主任，这些人在县里地位非同小可，违规胡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在理事会上，委员会给13个理事每人发了一张纸，第一栏是主任们的违规事实、造成的损失以及本人的签字认定，第二栏是有关处理依据，第三栏分列着从警告到移送司法机关等多项处罚措施，处理意见由13名理事无记名填空。

　　“没有一个理事是不认真负责的”，李久春说，“那一次有6个主任被开除留用，震动非常大。”这之前，他们还与省银监局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公开处理大会，对204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理。

　　此外，“在基层社换届调整工作中，我们除了严格实施‘双考’、竞聘、‘三公开’的选人用人机制以外，还实行了基层信用社主任联保制，就是县联社班子成员每人要担保3~4名基层信用社的主任不会出问题。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包保对象，一旦出问题，先把担保者拿下再进行核实处理。”

　　据李久春介绍，第一轮联保就有131个基层信用社的主任因为没有人敢担保，不得不下课。“还有人干着干着，因为他的担保者感到有点悬，中途向班子提出不再继续担保，没人续保，也只能下课。”基层信用社主任已不再成为可以任意支配信用社资金的“肥差”，更多地则意味着巨大的责任。“甚至有几个主任觉得工作压力大，自己主动辞了职。”

　　原来归基层信用社主任直接领导的坐班主任(会计)，现在则实行委派制，变为县联社的派驻人员，“基层信用社的主任曾经相当抵触，因为想要做假帐难了。”

　　此外，在高管人员选拔和员工录用上，黑龙江省联社采取了在李久春看来“比高考还严格的”考试制度。

　　“出题者到辽宁去出题；9点考试，8点半试卷进考场，全程由武警监考。我们因此成功地建立了干部库，管理人员随时出现空缺，随时都可以补上去。各级班子成员虽然压力大了，但干劲却足了。”

　　员工近亲繁殖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有效解决。2006年，经过考试，黑龙江省联社通过内退、解除劳动关系、待岗、清退等形式，共分流各类人员2175人，占原在岗员工总数的10.5%。据李久春透露，2007年的力度还要加大。

　　“出口打开了，我就可以进大学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新招了1200多名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我在他们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他们的朝气蓬勃，就像看到了黑龙江省联社的希望。”言及于此，李久春脸上出现了笑容。

　　(中标题)“农信社才是农民的生存希望”

　　“你在农信社存过款吗？”采访中，李久春突然问到。

　　记者摇了摇头。

　　“看，你们谁都不在农信社存款，可是你知道，存款是血，贷款是命，没有血，我们怎么会有命呢？”李久春形象地说。

　　在黑龙江，占有贷款需求60%以上的农民不是靠贷款发展，而是靠贷款维持生存。“很多时候一个农户每年贷个万儿八千的，买来种子化肥，把地种上，秋天也就维持着能够还上钱，好来年再借。”没有融资渠道，就意味着他们简单的再生产链条可能断裂，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能够借到钱，对于黑龙江这个农业大省的农民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近年来，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渐渐退出农村地区。据了解，目前在黑龙江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信社逐渐成为支农老大。

　　不过，这个老大，当的有点难。

　　尽管黑龙江省联社已经扭亏，但因为资金实力不足、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承担支农重任，仍感到“缺血”的严重和“输血”的乏力。

　　随着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三农”资金需求增长更快，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加突出。特别是每年的3月初，各地农村信用社备耕贷款投放纷纷“告急”，“等米下锅”现象陆续出现。

　　每年的春天，更成了李久春最头疼的季节。

　　“支农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每年，我们都要因为发放贷款‘不及时’而被当地媒体曝光，尤其是春天。哪个村发放贷款比别的村晚了一两天，老农都会去找记者。”李久春很无奈地说。“但农信社的严重缺血和负担沉重却并不被大家理解，况且我们还要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吧，总得有晚发放的不是？平时大家想不起我们，一到春种需要支农时就都想起来了。”

　　李久春为记者算了一笔帐：“全省440万户农民，有贷款需求的就达 400万户左右。需要的资金近300亿。仅每年的备春耕资金缺口就达100亿元左右。依靠农村信用社现有的资金实力，远不能满足要求。”2007年，黑龙江省联社千筹百措了220亿元资金为全省360万农户提供了信贷支持，贷款面达88%。

　　但如此巨大的贷款需求，却是众多金融机构最不感兴趣的一块。

　　“农业银行虽然农字当头，但自2001年以来，已经有50%以上基层营业机构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今年5月份，李久春在黑河市调研中发现，今年以来黑河市发放的11亿元涉农贷款中，仅有2000万是其他金融机构发放的。而当时，黑河市辖区内的18家农行基层营业网点不断撤离农村地区，农信社又不能及时补充，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金融服务真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曙光告诉记者，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也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基本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

　　“目前，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农村吸储，并将资金调往城市。这也是农信社资金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牡丹江联社理事长张凤刚告诉记者。

　　以

邮政储蓄为例，王曙光认为，

邮政储蓄体系确实为城乡资金流动、吸引农村储蓄以及方便农村汇款带来很多利益，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之一；但由于“只存不贷”，邮政储蓄体系已经成为引发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农村资金枯竭的“罪魁祸首”之一。邮政储蓄体系的大量吸走资金，与四大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存贷差持续增大等因素一起，加剧了农村地区投资的不足，农民资金需求长期难以获得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为了筹措资金，我们每年都要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并先后与20多家金融机构沟通洽谈同业存放合作事宜。比如广西、广东、山东、湖北等地的信用社，我们都进行过合作。去年34亿，今年年初就达到12亿。”据李久春介绍，从2005年8月黑龙江省联社成立到现在，其筹资总额已达到72亿元。

　　今年8月中旬，黑龙江农信社的各级联社主任齐聚北京，希望能够“早点得到央行票据的政策支持”。毕竟，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对农信社化解历史包袱、改善资产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达到农村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对这个位于坐拥440多万农户，贷款需求在90%左右的农业大省的农信社来说，更显弥足珍贵。

　　“但这是有政策门槛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要来的。”一些信用社的主任向记者反映道。实力和结算条件的不足使得许多农信社并不能如愿以偿。

　　“能存住的钱都不在我们这里”

　　“过去农信社发放贷款比今天容易多了，基本就是‘春放秋收冬不贷’。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使得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放款形式，加强为农民的服务意识。”

　　据李久春介绍，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信用社试点成功的农户“一证通”贷款业务(即“农户授信联保”贷款业务)，是黑龙江省联社推广的一项新的业务。该项业务采用“授信发证、自愿联保、随用随贷、循环使用、两年有效”的管理办法，最高授信额度可达5万元，惠及70万农户。

　　“一证通业务的开展简化了办理程序，拿到证的农户明天用钱今天就可以到信用社办理贷款，谁的关系都不用找。随用随贷的方式减轻了农民负担，并因为是一户一证，从根本上遏制了多年解决不了的顶名、冒名贷款的发生。”李久春说，“但是，方便农民的同时，农信社的麻烦却大了。比如一个农户第一个月借了5000元，第二个月可能就提前还了，春放秋收的规律没有了，头寸不再可以把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还钱。”

　　“仅此一项，2005年和2006年绥化农信社就少收了3000万的利息。而且农信社必须增加人力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一证通业务。”绥化市联社理事长朱学峰告诉记者。

　　“发农业直补款的时候，农民甚至不让款项在农信社多存一天。头天晚上刚赶出活，第二天农民就来取款，一分都不留。为了支农，我们连一块钱的存折成本都不收，那几天忙得打印机都打碎了几个。”仅此一项业务，他们三年来又少收入9000万。

　　牡丹江联社理事长张凤刚介绍说：“黑龙江农信社面对的大都是分散的农户，与大额贷款相比，每笔业务的成本无形中更加高，收益更加少。”

　　闫占国向记者诉苦说，有时政府部门做的事他们也不理解，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险资金要求划拨到乡镇，发到农户手里。可是，省财政和

卫生部门要求款项必须存在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却由农信社来执行。庆安信用社为此一年就花费了12万元的成本。“能存住钱的都存在国有商业银行了，存不住钱的、发放成本高的都在信用社了。”

　　李久春还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农因为农信社员工建议他在存折里保留一元钱，以便留住存折下次再用，竟一怒之下找来电视台的记者，将过程偷录以后进行了曝光。

　　农信社和农民的希望

　　据张凤刚介绍，牡丹江去年一年的存款余额是85亿元，还不足山东的一个县区；农信社进城时间又不长，黄金地段早就被人占领了；加上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强，结算手段又落后，形象的树立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凭什么吸引别人到你这里来存款呢？目前，我们巩固优质客户，主要还是依靠感情因素。”

　　令人欣慰地是，在县域经济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农信社已经有了很多的商业机会。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农信社的作用，“看到了谁在真正支持他们，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已经感受到了农信社在整个县域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在主动找农信社沟通。”

　　“农民们也逐渐认可了农信社。10年前农民借钱不愿意还，怕再借不来，认为反正都是国家的。现在，农民们成了最讲信用的群体。”“各级监管部门对农信社也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在产品支持、中间业务开发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别看你们城里人没有把农信社当回事，可是对于农民来说，农信社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李久春说。

　　(文中图片由黄伟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