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大都会：深圳结束对香港十年单恋

　　骆乐 李亚

　　“港深都会”不仅符合两地城市、珠三角地区和国家的最大利益，也关系到香港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及更长远的发展

　　《创意经济》一书作者、研究城市经济都会圈的美国学者查德·弗罗里达，不久前通过卫星观察全球夜间的城市灯光时，发现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大城市，就是灯光连绵成片的香港和深圳，他甚至将之命名为“香圳”。

　　这很有可能便是港深两地二十年后的远景。今年8月13日，香港官方首次对于“深港联合”作出的高调回应，结束了深圳对“深港联合”的10年单恋。有香港特区政府“御用智囊”之称的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召集各路媒体，高调公布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世界排名第三、充满竞争力的“港深都会”。

　　“港深都会”

　　“讲的是‘都会’而不是‘都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城化的敏感话题。”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秘书长郭万达博士表示，“都会”是个来自统计学上的概念，还有通勤、生活一体化等方面的因素。“‘都会’首先不是一个行政概念，香港还是香港，深圳还是深圳。”

　　“所有的建议都回避了体制上的差异，没有提到同城化、一体化，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可操作性。”他表示，港深合作已经喊了不止一天，之前的口号和概念没有可操作性。

　　智经中心该研究报告的主持人朱文晖博士告诉记者，以往两地在一些词语和概念上存在歧义。智经中心在报告中力图解释和定义清楚，也是该报告的一个重要工作。

　　“‘港深都会’的可操作性明显要强许多了，这在国际上是已经有成功先例的。”郭万达解释说。

　　朱文晖博士也强调：“‘港深都会圈’的构思，是对港深关系的深化和超越。我们首先保证这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两地的政治体制都保持自己的特色，在这个前提下再谈融合、谈合作。”这充分表现出了港人一贯秉持的务实精神。

　　在这份多方瞩目的《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里，智经提出了极具建设性意义的十大建议：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对接，形成“港深1小时都会生活圈”。通过港深机场铁路接驳，联手打造一个全球瞩目的港深超级空港。将这条铁路与规划中的高速铁路接驳，增强“港深都会”作为华南地区高速铁路终端的战略地位。实现两地机场的小股权交叉持股，香港特区政府应在香港机场实行“一地两检”。

　　还有成立“河套发展管理局”，积极推进河套地区开发，作为“特区中的特区”，为建构“港深都会”破题。在香港成立“河套发展管理局”，在董事会中深圳和香港的股份各为50%。

　　同时，还将从国家层面规划港深未来，使港深成为“充分表现‘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国际大都会”。

　　十年蹉跎

　　就在报告发布后的8月1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以“共建国际大都会”为主题，联同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第二次“港深合作论坛”，邀请了来自港深两地的300多名各界人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和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分别到会作主旨发言。“因为曾荫权不在，所以就由署理行政长官代表，跟行政长官出席一样。”郭万达强调。

　　而且，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背景十分意味深长，现任主席胡定旭先生是香港医院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现任理事李金鸿先生，曾担任香港房屋协会监事委员会委员。前主席陈德霖现已转任特首办主任，成为曾荫权最贴身的左右手。在香港，智经向来都有“曾荫权智囊”之称。

　　此前，2007年2月，曾荫权在竞选提纲当中，明确提出要与深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港深两地开通了西部通道，首次实现了“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缩短过关时间和简化手续。又于近日开发了边疆管理禁区，并开通新的福田口岸。他获得连任之后，港深之间融合的步伐骤然加快。

　　香港媒体表示，这次先由民间组织智经提出报告，明显是在为特区政府的下一步政策投石问路，试探民间“水温”。

　　在这之前，港深合作的呼吁已有许多年，始终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两度视察深圳。江泽民特别指示，深圳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其中前三个是过去一直的用语，唯独新添了一个：“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促进作用”。

　　深圳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充满了乐观的预期，提出了一系列深港合作的概念和理论框架。1997年，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任副市长的陈应春公开呼吁“建立深港基金”；1998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会见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建议深港共建“高科技产业走廊”；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之后，深圳高官多次喊话“深港共同举办高交会”；2001年，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高调提出构筑“深港经济合作区”，未获积极回应。

　　2003年，香港实业家李嘉诚提出在深港边境建设“免税工业区”，深圳方面借机提出开发“河套地区”的多种备选方案；2004年中时任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港时，正式向特区政府提出共同开发“河套”，香港特区政府回应说会“认真研究”，迄今无果；2004年，深圳方面提出珠港澳大桥由单Y改为双Y，也遭到香港方面强烈反对。

　　2006年，深圳人大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共建“深港都市圈”。2006年7月，《深圳2030年城市发展策略》中又明确表示，深圳的定位是“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这些最后都只成为深圳方面的一厢情愿。

　　换位思考

　　“最大的障碍是深港两地认识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差异，换位思考和共位协商得不够。”深港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克科是一直致力于推动港深联合的重要人士，他解释道：“以往提出的概念和口号都只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老想着我怎样怎样，但是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他表示，对于港深合作，香港一直有着它自身的考虑和利益基础。

　　“前几年，深圳弱小，香港也看不上眼。”郭万达表示，“很多人这样想，我香港已经是国际大都会了，还要你深圳干什么。”

　　还有的是担心，比如“黑工”和社会治安等问题就是香港民众普遍关注的。许多市民在得知消息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担心港深共建之后，会不会有过多内地人进入香港打工，挤占工作机会。

　　深层次的问题其实还是城市利益，即害怕共建“港深都会”，只会对深圳带来好处，而香港获利不多甚至只有害处，“空为他人做嫁衣”。有香港舆论就认为，香港无法利用深圳的资源，而只有深圳利用香港的环境。对于香港有利的因素，都牵扯到两地政府的原则性问题，如市民通行自由、经济规划、金融管制等等需要牵涉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根本无法实施。其次，港深共建不会增加两地已有的消费，只会吸走设在香港的机构，降低香港的地价。经济效益也无法互通，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负担。

　　“香港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表达都很充分。这是我们在推进港深合作时必须考虑到的。”郭万达表示，香港的问题很敏感，我们尽量在不去触碰大的体制下做事情。正因如此，这次由智经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组织推出报告，显示出了香港特区政府的谨慎。

　　“深港合作在‘一国两制’体制下，并不是不可为，WTO和CEPA就提供了许多的空间和发展的机遇。如教育和金融等服务就还没有完全开放，可以在港深合作中先行先试。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张克科告诉记者。

　　港深融合

　　其实，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使得港深不得不走到一起。2008年，北京将承办奥运会，显著提升它的国际地位，天津滨海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也已开发建设，届时由北京、天津和河北组成的环渤海地区将经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上海、浙江和江苏组成的

长三角地区确立了建设“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远大目标，2005年开港的洋山港将进一步扩建，并有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潜力。浦东机场将进一步扩建；还有三座橫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2010年，上海还将召开世博会。

　　而此前董建华时期着眼的粤港合作，虽然得到了广东省的热情回应和中央政府的首肯，但是粤港联席会议10年下来成绩有限。2006年3月，广东省“两会”通过了雄心勃勃的广东省“十一五规划”。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飞快进行，广东已越来越不需要香港，其推动粤港合作的内在动力不足。某种程度上，广东可以抛开香港自己建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网络。规划成为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的广州，正日益成为广东省和泛珠三角地区的交通枢纽，广州国际机场的发展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香港的挑战。

　　香港高层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2006年3月下旬的“十一五”规划研讨会上，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发出了“香港被边缘化”的呼声。他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基于“一国两制”的方针，国家“十一五”并没有包含对香港的具体规划。这引发了香港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在此情况下，港深同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被提上了议程。这才是这次香港高调喊出口号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同样是于3月下旬在港举行的一个泛珠三角金融服务论坛上，讲到香港小心被边缘化的问题。他表示，内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香港作为内地与境外金融业的中间人，地位有可能被边缘化，使香港成为“边缘人”。

　　郭万达同时指出，香港本身失衡的经济结构也需要深圳作为支撑，这也是港深融合的迫切需要。“香港只有不到5%的制造业，有近95%的产业都是金融、物流、会展、中介等高级服务业，这种经济结构必须需要大量的经济腹地作为支撑，深圳积累起来的科技创新优势正好可以弥补这个劣势。”否则，

香港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化金融、资本的冲击。而且，“香港的产业转型光靠它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制造业一旦转移，香港的劳动工人就业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对此，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就对记者表示，智经研究中心通过一段时间调查后认为，“港深都会”不仅符合两地城市、珠三角地区和国家的最大利益，也关系到香港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及更长远的发展。

　　香港大学社会系教授朱燕华也跟媒体表示，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国际

竞争力，与深圳合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甚至大胆估计，合并案的大部分内容会在今年10月份举行的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会上获得通过。显然，香港高层及精英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港深合作的好处，甚至是必要性。

　　“从机缘、地缘和人缘上来讲，港深之间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张克科表示，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上，香港和深圳都必须联合起来发展。“这次是一次难得的机缘。”他最后强调道，“‘一国两制’是个大前提，在这之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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