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十年三部曲

　　本报记者 吕英博 北京报道

　　和邓亚萍约的采访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我特意早到了十分钟，一进大厅就看低头忙着发短信的邓亚萍。已经做了妈妈的她消瘦了不少，加上一头利落的短发，整个人看起来干练非常。

　　距离08年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身为奥组委官员的邓亚萍所有工作都是按照奥运倒计时来排定的，每天工作都被塞得满满的。

　　“你能采访到我算是幸运了。”

　　“不是幸运，是坚持，为了这个采访我努力了两个月。”

　　邓亚萍了然的点了点头，端起茶几上冰咖啡轻嘬了几口，示意可以开始了。

　　过去时：规划人生

　　邓亚萍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奥运村部副部长。最近关于她奥运村“村长”身份的采访铺天盖地，于是我试图把她的记忆拉回十年前，刚刚退役的时候。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回忆说，“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于是，学好英语成为了邓亚萍当时最重要的目标。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来到了清华大学英文专业攻读本科学位。初入校时，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完整。上课的内容对邓亚萍来说也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硬啃。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在清华的第一年就在这样的“苦”中熬过的。“这种苦和当运动员的时候不一样，比赛遇到困难，一听到加油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是读书是清苦，是孤独，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邓亚萍决定去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就这样，邓亚萍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学习完成了英语学习的第一步。“我终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从清华毕业后，邓亚萍决定去英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决定看似简单，但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很多人会选择去美国，我也考虑过，但是考虑到国际奥委会在洛桑 (瑞士城市)，是欧洲，所以去英国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对奥委会来讲，它里面的工作人员的主流还是欧洲人，所以了解欧洲的文化和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也许不了解，其实很多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是发源于英国，虽然现在在很多项目上英国的成绩不太好。但是它的根在那里，对于现代运动制定的规则也很成熟。想要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必须要了解后面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样看来，到英国学习十分必要。”这时，邓亚萍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着来电显示顿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没想到这一读就不可收拾了。”说完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进行时：筹备奥运村

　　现在身为“奥运村部副部长”的邓亚萍，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管理奥运村的各项筹备工作。奥运村部的工作比起之前在市场部来更加繁忙、琐碎，“我们的工作计划已经细化到了每一天，每一天要做什么都必须完成。所以今天倒计时一周年这么一个隆重的日子，并不会让我的工作有任何变化。晚上经常会加班到很晚，早上又要很早到，6点多出门去上班是常事，我不允许自己迟到，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就是一个信念。”无疑，这又是一个邓亚萍风格的工作方式。

　　当听我提起外界对奥运村豪华程度纷纷抛出各种猜测时，邓亚萍马上连连摇头，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开始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们作为奥运会的承办方，所有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怎么样去建立场馆等等，都是需要和国际单项协会和国际奥委会来合作的。每个场馆都有技术手册，是有标准的。奥运村也不例外。奥组委会在技术手册上标明应该有多少个房间，应该容纳多少人等等。各项要求都非常清楚，你要做的就是按照标准做事，和国际奥委会保持沟通，汇报进度。奥运村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怎么好怎么盖’，这一届我们按照要求要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同时也要是节俭的。所以奥运村不可能多么多么的奢华，那不现实。”

　　作为参赛运动员和奥组委工作人员，邓亚萍先后经历过五届奥运会、五个奥运村，没有人会比她更清楚什么样的奥运村才最适合运动员。“好的奥运村从来都不是因为硬件多么好才会给运动员留下深刻印象，核心还是服务，是人。”

　　“给我留下最好印象的是悉尼，真的很甜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太喜欢运动了，所以他们对你的服务是发自内心的，无论年龄大的还是年纪轻的，都希望通过对你提供的服务让你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多么好客、真诚。”美好的回忆总是能让人心情愉悦，采访过半已经略显疲态的邓亚萍又兴奋了起来，她把双肘支在腿上，身体稍稍探了过来，接着说：“有一个老人家，很大年龄了，家住的也很远，但是每天都按时去上班，耐心的给我们讲这讲那。真的特别sweet。”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们去过你的家了，那么自然也希望你到我家来做客，这次就是我们北京做主人了。我们不会承诺奥运村的条件会多么多么好，但是我们会尽力用中国特色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未来时：学以致用

　　“性格决定命运”，邓亚萍的性格是典型的“要做就做最好”，因此，在赛场上她是可以拿到世界冠军，在求学的路上，她敲开了世界顶级学府的大门：2002年，邓亚萍凭借其在攻读硕士学位其间的优异表现被世界经济学权威彼得·纽伦收为门徒。虽然现在邓亚萍因为奥组委的工作分身乏术，但是她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

　　“现在课程都结束了，剩下的就是论文的写作。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奥林匹克品牌的研究，研究 ‘奥运’这个品牌在商业上的价值。人们对奥运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她的精神和宗旨，或者是比赛本身。但没有很多人是从理论学术的方面来论证的。因为我的特殊经历，让我选择了这个领域。”

　　“当运动员的时候，是人家给你搭好台，让你去表现；但是作为官员到了组织里面，你要关注的东西就更深了。但随着对奥运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发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全球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比赛能够比它受到的关注更多了。这后边又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推动呢？这么多的国家和城市都为申办奥运会打得热火朝天，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最后却只有一个城市可以取胜。像我自己光

申奥就经历了两次，再加上后来做了很多组织的工作，我发现奥林匹克其实是蕴藏了巨大的商机的，它背后的发动机其实就是一个造钱的机器。”

　　“这么多赞助商热衷于赞助奥运会，而且是长年的，不间断的，比如

可口可乐，它的奥运赞助历史已经达到了将近八十年……”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邓亚萍在措辞方面立刻变得很严谨，看出我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不是很多，她便从什么是顶级赞助商、什么是赞助商的权利基础知识开始给讲了起来。

　　“在奥组委市场部的两年中，我发现中国的品牌对体育营销和奥林匹克这个品牌的认识还是比较弱的,有的拿到了那个权利也不会好好利用。所以我特别希望可以通过一些鲜活的案例分析，让中国的企业可以知道怎么样运用体育营销、怎么通过奥运会这个品牌来提高它的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是有优势的，毕竟自己亲身经历，毕竟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还有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让我可以接触到一些赞助商，包括国际奥委会那边的TOP级别的，还有中国的，能够拿到很好的资料，做一些非常鲜活的实际的案例分析。”此时的她流露出的神情和她讲述自己为什么选择去英国时很像——笃定。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采访必须结束了。

　　第二天我收到了邓亚萍助手发来的照片，她在电话里说，“这是邓部长亲自选的，她很喜欢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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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