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我知道的中国足球

　　王俊生/文

　　应该记住这一天。1994年4月27日，中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这一天，成都市人民体育场，数千只和平鸽、数万只气球飞向蓝天，近四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与鼓乐声此起彼伏。身着五颜六色比赛服的小运动员们手擎各俱乐部的旗帜，走进了足球场，白底红字的俱乐部旗帜迎风飞舞。我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发表了十分简短的讲话，在对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表示感谢后，郑重地宣布，“万宝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

　　从这一天起，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职业联赛在中国大地顽强地开展起来。虽然其间也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在足球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职业联赛取得了比预想要好得多的结果。

　　这一天的到来，殊为不易。如同任何改革一样，中国足球的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当足球改革的号角吹响时，当它作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融入国家体育改革的大环境时，我们在兴奋之余也有几分忧虑：这种起点高、范围广、触及深的改革方向对吗？我们有完成中国足球改革的历史任务的能力吗？

　　当时年过不惑的我，确实没有料到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和苦难，我和我的同事们为了这种选择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心血凝结“改革总体方案”

　　1992年3月20日，我飞回北京召开了中国足协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准备会议的文件。

　　经过反复的研究，此次会议应有“工作报告”、“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等二十二个文件，涵盖了管理体制、训练、竞赛、外事、培训、宣传、财务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足协工作报告”和“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此次工作会议的主题，更是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路线。起草好这两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是至关重大的，也有相当的难度。

　　“工作报告”的三大部分中，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最为敏感，也是新闻记者捕捉的热点。“改革总体方案”的关键是走不走职业化的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足球走职业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也是目前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最好的方法和措施。

　　我请杨秀武协助我写工作报告。杨秀武在国家队任领队时，我是队员，那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为人谦和，有文采，经常给报社撰写文章。他对中国足协的工作很了解，又是前任秘书长，可以掌握好尺度。由他来协助我起草工作报告是适宜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想把 “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交给马克坚起草，但我犹豫了，在其余二十个文件中，技术部要完成十二个文件，占总文件的半数以上。而这十二个文件中，主要文件都需要马克坚来起草。我想这个 “改革总体方案”还是由我自己动手为好。

　　这一年我刚刚43周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干起工作近似疯狂。我查阅了所有的文件、书籍、讲话，走访了足球圈内外百余人，听取了各种意见与建议。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历史、客观、全面地给予评价。对走不走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先看走职业化改革这条路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再看在我国走这条路可能性大不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个人甘当铺路石。

　　我为什么执意要走职业化的道路呢？难道我不知道走这条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吗？

　　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足球职业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人们将怀疑我把中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经历数次政治运动的我，深知一旦扣上这顶帽子将意味着什么。

　　其次是充当足球界的 “叛逆者”。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就是要实现足球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在足球市场创造价值，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运动员将与俱乐部签订合同，教练员需要聘用，大批的外国球员和教练员将抢占我国足球的领地，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变化中，我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其三是俱乐部领导层的不满。凡是搞职业俱乐部体制的国家，俱乐部无一例外地要求与足协分权，当我国职业俱乐部羽翼丰满时，也会走同样的道路。可以预见俱乐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要先于足球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在发展明显不平衡的时候，俱乐部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必然产生极端不满的情绪，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的甚至是极其激烈的。

　　其四是足球的上帝——观众 (球迷)希望有新的变化，更希望在变化中不断地发展，而足球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需要时间的，其中还会出现曲折，一些不法分子还会破坏这种进程而使自己在足球市场上得到好处。当观众(球迷)最基本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反击的矛头指向管理者是正常的选择。

　　万事开头难。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创业时所遭遇的困难总是较多，而且也极易失败。足球的职业化道路更是如此，尤其是职业联赛与国家队的训练、比赛在时间上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国家队的训练与比赛，导致国家队成绩不佳。球迷们能原谅你一次两次，绝不会原谅你第三次。

　　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偏要坚持走这条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足球已经风靡世界足坛，有些足球强国职业足球的历史已有百年，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显著作用早已被

世界足球强国所认可。中国足球要不断进步，跳出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四十年，在我这一任，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仍延续过去的管理方法显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职业化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与措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足球界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二十二个文件都已经准备就绪。厚厚的一摞文件凝聚着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心血，一旦国家体委批准这些文件，那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宝贵文献，它将指导一个人口大国的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国家体委顺利地通过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和其他二十一个文件，并决定把中国足球的改革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使我更坚定了足球改革的决心。一方面，足球改革的作用升级，必将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对于足球改革的领导者来讲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改革的压力加大了，整体改革必须慎重行事、周密部署，不允许出现原则性失误。对于我来讲，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尽管风险极大，但从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了我仍然冒着风险前进。

　　为什么把足球的改革作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时间，在群众中尤其在国家体委干部中引起了争论。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伍绍祖在国家体委委务会上做了详细的说明：

　　“第一，足球运动是群众喜爱、全民关注的项目。李铁映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的训练方法、竞赛制度、人才培养、管理方法，要按小平同志对教育的指示 ‘三个方向’的精神来改革。第二，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

乒乓球、游泳做试验。第三，90年代国家体委除抓申办奥运会，抓体委系统加速改革开放外，还要抓一些重要项目，特别是足球，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群众能看到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第四，足球涉及面较广，改革的代表性比较强，可以作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第五，现在足球改革的外部环境很好。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提职业化、俱乐部，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现在可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和足球重点地区的代表98人参加了会议，部分城市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或秘书长应邀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共有三项内容：一是中央首长会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在足球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三是选举新一届中国足球协会领导班子。

　　为了使此次足球工作会议的会场布置更有足球气息，有人建议把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在主席台上，成为主席台的布景。我和杨秀武、孙宝荣认真地研究了一次，认为这种提议很有创意，同意这样布置。但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省市足协主席认为应该悬挂五星红旗作为主席台的背景。由此我预感到，这次会议对要讨论的内容必定会产生激烈的争论。

　　果然，22日上午听完我作的 “工作报告”后，下午的分组会便出现了激烈争论。南方大省、市足协秘书长认为，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认为“工作报告”的内容、改革的措施与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尝试的。而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则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的道路，现在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五元、十元甚至二十元还会有观众吗？再有，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了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改变目前专业队的性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他们懂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太不现实了，培养费怎么付？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待遇怎么办？电视转播权归足协所有，电视台是国家办的，能与足协签合同吗？……

　　分组讨论争论得异常激烈，每个人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并竭力向大家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二天中午讨论结束时，大多数代表尽管也同意中国足球进行改革，但对职业化的改革，尤其是对改革后大权旁落感到茫然，持怀疑态度，不敢轻易迈出一步。

　　6月24日17时30分至18时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

福建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市政府领导，省、区、市体委主任。大家刚落座，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是决定我国足球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关键会议。今天到会的都是中国足球界的精英、领导和关心足球事业的一些地方政府干部，希望大家敞开讲。”

　　会场安静下来，更确切地讲是沉默了两分钟。显然，大家还没有准备好，不知从何谈起。几个省市体委主任互相递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马主任，你先讲。”这可能是体委主任们不成文的规矩，凡事先请北京市先讲，一是北京离中央最近，信息灵，政策掌握得好，二是马贵田主任年龄大，大家都尊重他。

　　马主任没有推辞，他谈了自己的心情，谈了自己对这次足球工作会议的感触，谈了自己拥护足球改革等。当他谈到在中国建立足球俱乐部要根据各省市的物质条件逐步进行时，李铁映说：“建立足球俱乐部制度是与国际足球接轨的大胆尝试。我们办足球俱乐部，要讲物质条件、技术水平。一下到不了位，但体制上能不能一步到位呢？请你们足球界研究一下。职业化问题，全国两千多名足球运动员一下都职业化，也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队或者一些人先职业化？足球彩票不是已经发行了吗？可以大胆地尝试。”

　　所有的人都没有讲话，他们认真地记录着、思索着。

　　当马主任谈到成立足球俱乐部体制后与现行的专业队体制关系如何处理时，李铁映明确指出：“一个落后的足球水平怎么体现足球事业的客观规律？袁伟民是取得‘三连冠’的教练，排球理论应该从他们的实践中产生，从实践中总结与概括。那么谁代表着当今世界足球发展的规律呢？几个主要的世界强队，或者说是几个长期驰骋世界的‘霸主’，几个足球大国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这里就有一个大胆地实践、借鉴，甚至直接学习国外足球运动的先进经验的问题。不要先立框框，要让大家去闯一闯。”

　　马主任又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完目前我国足球运动员训练作风、比赛作风、生活作风很不理想后，李铁映讲：“这次足球会议叫 ‘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现在解决足球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是足球界光荣的历史任务，没有后退的余地。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党和政府对足球界提出的历史性任务。”

　　当夜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发言十分踊跃，一致拥护李铁映的讲话精神，并因此认为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足协工作报告可以再大胆地做一些修改，并希望国家体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以便认真贯彻执行。

　　6月27日，伍绍祖、袁伟民分别在会议上讲话。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最终，与会全体人员在足球改革的方向、目标、步骤、体制、机制转换、整顿及加强管理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会议通过由我代表中国足协所作的工作报告，原则同意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经过民主协商，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至此，被业内外人士称为中国足球的 “遵义会议”——红山口会议闭幕。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

　　下转47版

　　上接43版

　　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前身

　　实行足球俱乐部体制，在足球界早就有一批人议论纷纷了。但是，中国足球俱乐部是什么样子，没有几个人能搞清楚。怎样构建中国足球俱乐部就更没有人知道了。中国足协仅有的材料也是从国际足球杂志、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中零星的、不全面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搞足球俱乐部，确确实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第一个动笔描述中国足球俱乐部文件的是马克坚。他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是 《中国足球俱乐部条例》。在这个条例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第一份有关足球俱乐部的文件《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草案)》，并于1993年10月18日正式公布。在中国足球俱乐部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这个《章程》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辽宁远东足球发展公司于1992年成立，虽然经营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它投石问路，积累了经验。我称它是“我国足球俱乐部的前身”。

　　后来担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崔大林是当时该省足球运动的领路人，同时也是中国足球协会的副主席。他领导的辽宁足球队曾在中国足球史上创造奇迹，连续十年获得全国冠军，并获得亚洲足球俱乐部杯的冠军。这个队的主教练是李应发，是我国足坛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教练员，就是他带领这支足球队取得了“十连冠”的优异成绩。

　　然而由于管理体制的制约，这支队伍与其他省、市代表队一样，内部存在着许多困难与矛盾。由于踢好与踢坏一个样，主力队员和替补队员在物质待遇上也没有区别，工资很低；竞争平淡，积极性得不到调动；队员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不高。他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不太明显，一旦退役后，工作就很难找。长期的运动员生活，使他们除了能踢几脚球外，别的什么技能几乎都没有，一切需要从零开始，而他们身上又有不同程度的伤病，生活上有着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老队员的后顾之忧，直接影响着年轻运动员。所有这些，对辽宁省足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为了解决体制上的弊端，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接受东北药厂的赞助，以“辽宁东药”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全国各省、市足球代表队也先后与本地区的企业“联姻”，接受赞助，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

　　这种企业赞助资金、运动队给企业创“牌子”的方式，迅速风靡整个足球界，对运动队解决内部资金不足、缓解矛盾、加强训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单纯的赞助方法，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缓解一时的矛盾，而不能解决体制带来的深层次的问题。

　　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领导们认为，以独立的经济实体出现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势在必行。他们果断地决定，在把辽宁东药队改名为远东足球队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先成立足球公司，再发展为俱乐部。这不失为最佳方案。

　　1991年底，辽宁省主要领导指出，要解决好老运动员的后顾之忧，要办好足球的经济实体，同时政府要给一些政策。

　　在此基础上，辽宁省体委主任签发了关于成立“辽宁远东足球发展公司”的请示报告。这份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人员编制、经营范围、盈利的使用以及所需政策。辽宁省工业生产委员会在 [1992]088号文件中批准了省体委的请示报告。

　　由此，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四十万的辽宁远东足球发展公司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的成立，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来讲极为平常，但是对于以社会福利事业为主要性质的足球项目来讲，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IMG抢滩中国竞赛市场

　　IMG和ISL两大公司是中国联赛和中国国家队的长期商务伙伴。可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1993年11月11日，当我带考察组返回北京的时候，许放正带领由外事部主任张吉龙、竞赛部主任李传琪、副主任郎效农、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和翻译郑文组成的谈判小组，与以亚洲首席代表艾弗里先生为首的IMG五人代表团进行关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冠名、商务赞助的谈判。

　　中国足协与IMG的合作是在1994年，合作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足球的甲A联赛和锦标赛的杯名、赞助转让。与ISL的合作，是在1998年。与国际上两个最大的体育公司合作，具有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把中国足球最大的两个赛事转让出去，如果稍有闪失，就会给中国的足球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当时，谈判小组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许放。谈判持续了三个月，相当艰苦，关键之处双方寸步不让。

　　谈判结束后，许放把协议书放在我面前，两眼布满了血丝，严肃地说，“俊生同志，协议全部完成。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同意‘冠名’，并在赛场悬挂两条会标横幅；提供十四块场地广告；各参赛队比赛服左袖佩戴杯名标志；在秩序册上，封一、封二、中心插页、封三及封四提供给IMG使用；保证万宝路香烟等四类商品和服务的独家广告权；保证中央电视台二十二轮比赛的转播；每场比赛票、证的保证；合作期五年；结束协议时，IMG有优先权，资金一百二十万美元……就是这些。我心里底数不大，一是这个协议合适不合适，有没有让后人感到畏难的条款？二是我们的职业联赛能不能成功？如果不能成功，这个协议也不可能坚持到底。”

　　“我心里也没底，年初在广东举行的俱乐部杯赛的试验，有些场次观众人数还没有比赛的运动员多。”我说，“但是，我想也有可能成功，一是这样的比赛有主客场，这对吸引观众十分重要，谁不愿给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二是有升降级，比赛一定会紧张、激烈而且有刺激；三是有些队请了外籍球员，对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四是如果与IMG协议签字，我们的资金有了保障，我想会成功的。日本也是这么搞的，只不过日本足协的商务代理是本国的公司，而我们是国际跨国公司；日本的赞助企业都是日本本国的企业，而我们的赞助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外商。日本的经费收入是我们的十倍，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又有谁能多支付我们资金呢？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或是给后人带来不利，那只能是历史条件所限，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我们再听一听宝荣同志的意见，他的经验丰富。另外说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我是一把手，一切责任由我负！”

　　我越说越激动。许放站起身来说：“这件事由我主抓，责任当然由我来负。”我没有再说话。我们知道彼此的坚定和信心。

　　冠名赞助中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协议书，终于在开赛前的3月8日签署了。双方代表在简朴而庄重的会场上，在这份共计二十五项七十五款的协议书和四个附件上签了字。这是中国足球历史性突破的时刻，是中国足球进入市场的开始，同时也给我国其他体育项目提供了重要经验。

　　1994年3月18日，中国足协在昆明海埂训练基地与十二家甲A俱乐部、相关会员协会和体育场签署了协议。中国足协将与IMG签订协议所获全部经费的80%拨给各俱乐部和相关协会，其余20%除少量用于联赛费用外，大部分用于培养青少年和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在与俱乐部、会员协会、体育场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各项权利和义务。

　　甲级A组联赛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打开了职业联赛的大门，推动了足球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各会员协会在联赛中独立承担赛区的组织工作并获得联赛收入的分成，促进了协会实体化的进展。俱乐部不仅获得联赛收入的大部分，而且还获得了比赛的经营权，开始走上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道路。

　　有人讲这十二家所谓职业俱乐部，其性质与“翻牌公司”无异，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有人讲，这不是职业联赛，是伪职业联赛。还有不少人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联赛。不管人们对中国足球摇摇摆摆、步履维艰地职业化道路怎么评论，任何人都应该承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国足球事业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尽管这一步引来了不同的议论，尽管这一步比起日本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大门毕竟终于打开了。

　　王俊生，自1992年起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达十年之久。其间领导制订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启动了延续至今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探索。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