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捍卫货币政策独立性

　　鲍迪克

　　市场盛传，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将1.55万亿特别国债的部分额度直接面向市场发行。这个传言很可能是真的，因为，这个行为与目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主旋律非常协调。

　　这个主旋律就是紧缩。央行在上周二义无反顾地宣布了年内的第四次加息，这是货币紧缩的价格手段；而开放国内居民直接投资海外股市和特别国债的发行，则属于数量手段。

　　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却几乎都在进行货币扩张。欧美日央行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注资行动尚在继续，降息预期也急剧增加。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呈现出180度的南辕北辙，但这种背离绝非离经叛道。

　　因为，这一现象完全符合现代国际货币体系最核心的定律——“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取其二。比如，欧洲、日本等国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也都基本能够独立自主，付出的代价是汇率的不稳定；港币汇率倒是死死地盯住了美元，香港也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港，却因此彻底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自由——美元无论升息还是降息，香港金管局都得在第一时间跟进。

　　欧日牺牲的是汇率的稳定，香港损失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付出的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资本流动的自由。但中国因此确保了汇率的基本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确保汇率的稳定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现在西方世界要求

　　对“三元悖论”熟稔程度不亚于ABC之于中学生的西方经济学家，或许大多忽略了根据这个定律可以轻易推导出的一个结果：如果中国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必然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在大多数的西方经济界与政界人士眼里，货币政策基本只是中国的内政，远不如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那样与自己息息相关。

　　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在考量本币汇率、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时，首先应当确保的是货币政策。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都选择以牺牲汇率稳定为代价来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尽管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日益加深，但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远未达到同步性，而货币政策正是一个经济体烫平经济波动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我们难以想象，假如在国内宏观经济正在由过快向过热发展、通胀压力迅速增大、楼市股市泡沫程度迅速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却跟着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货币扩张，或者便是放弃汇率稳定，任由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后者引发的灾难性后果较之前者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为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暂时牺牲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是目前中国的唯一选择。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相当多的西方人士视中国货币政策为中国的内政，但次级债危机迅速蔓延，导致全球流动性迅速收紧之时，中国却成为了这场危机的最重要救赎希望：当美国市场由于楼市衰退而内需疲软之时，中国的进口额却继续不断创出历史纪录；当西方国家欲使用降息手段应对流动性紧缩，却又担心通胀幽灵再次显现之时，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成为接触全球通胀压力的最大助力；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发达工业国纷纷为流动性收紧而心忧蹙额之时，尚在为流动性过剩而挠头的中国，却正在酝酿将2000亿美元的

　　当次级债危机爆发之时，一位美国投行人士在他的博客中写到：感谢上帝，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西方的政治家和商界人士也应该感谢中国，感谢中国顶住了他们要求开放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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