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 经济宪法亮剑

　　从“手机漫游高额收费”到“方便面涨价”，从“石油、烟草行业暴利”到“外资巨头大举并购国内企业”———针对经济生活中不同形式的垄断行为，反垄断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昨日，被喻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从明年8月1日起实施。

　　对公众关注的形形式式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如何亮剑？

　　惩处“价格同盟”：

　　明令“禁止垄断协议”

　　方便面统一涨价、京沪空中快线机票高涨、房产商携手抬高

房价……近期一系列经营者涉嫌垄断的热点新闻，都涉及“价格同盟”这个关键词。

　　记者注意到，在《反垄断法》中，“禁止垄断协议”作为第二章放在重要位置，其中明确“禁止经营者之间达成旨在排除、限制竞争或者实际上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包括“统一确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或者销售”、“联合抵制交易”等等，都是垄断协议的一种。在第三章中，《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垄断高价”、“拒绝交易”、“搭售”等行为也有明确的阐述。

　　《反垄断法》规定，在商务部反垄断主管机构认定经营者有垄断协议之后，将责令制止，宣布协议无效，并可对经营者处以罚款；而实施垄断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对于经营者通过垄断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益。

　　近期，行业协会参与制定垄断协议的行为频频出现，而《反垄断法》最后修改之时，也对行业协会亮出了“尚方宝剑”。条文中增加了相关“行业协会”的明确条款，即：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禁止垄断协议”的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无疑，《反垄断法》出台后，行业协会自律意识将大大加强。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沈国权律师表示，在此之前，《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对于价格垄断有所规定，但总体存在阐述不系统、处罚不平衡等问题，《反垄断法》实施后，在这方面将有比较大的改观。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博士认为，《反垄断法》出台对于“价格同盟”、“限产同盟”等等行为有了更强的威慑作用，能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各类“垄断协议”的方式可能更加隐蔽和多样化，如何判定还需要做许多实际工作。

　　依法干预并购：

　　防止“经营者集中”形成垄断

　　从美国凯雷并购徐工、法国赛博并购苏泊尔，再到最近法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并购纷争，近两年来，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引发垄断争议的问题日渐突出，曾引起国内许多人士对民族产业经济安全的担心。

　　《反垄断法》密切关注可能形成垄断的各类并购，防止各类通过“经营者集中”达到的垄断行为，其中包括“经营者合并”，“经营者通过收购其他经营者股份或者资产取得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委托经营、联营等方式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等等。《反垄断法》规定，对于在资产、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达到一定比例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应该事先向商务部反垄断主管机构提出申报，如果发现这其中有“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等情况的，将不予许可，这能让那些并购中产生的新垄断者中途“夭折”。

　　据了解，《反垄断法》在修订过程中，专门增加了外资并购的条款，条款明确：“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文表示，并购中形成的垄断，必须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些跨国巨头青睐中国市场，它们往往通过并购中国企业来形成对市场的控制。在并购方面，国外巨头有着成熟经验和运作方式，有着十分高超的“买企业”的技巧，在并购完成之后，通过操控市场价格，获取暴利。因此，对于可能形成垄断的恶意收购，必须要有审查的程序，《反垄断法》的推出，将使干预行为有法可依。

　　直面行政垄断：

　　循序渐进约束权力滥用

　　对行政性垄断行为，从1994年《反垄断法》列入立法规划到昨日表决通过，一直都是争议最多的话题。

　　《反垄断法》对于“禁止行政性垄断”作出专门规定，其中界定了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进行的“强制买卖”、“限制市场准入”、“强制经营者限制竞争”等等行为。同时，对于认定的政府具体垄断行为，也将受到处罚，处罚包括“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等等。

　　但记者也注意到，在《反垄断法》中，与市场经营者“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等相关章节相比，对于“行政性垄断”在有关章节中阐述还不多。而且，对于部分带有职能部门色彩的中央大型企业在电信、烟草、石化等领域形成的是另一种“行政性垄断地位”，《反垄断法》没有过多阐述。

　　沈国权认为，行政性垄断问题的解决在我国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匹配。目前，在一些公用事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中，一定程度的垄断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保障的，这符合我国的国情，还不能够马上完全放开。因而，《反垄断法》正面提出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就是一种进步，对行政垄断能起到有限的制止作用，但无疑，要靠《反垄断法》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况且，在全球不少国家，《反垄断法》主要也是针对市场竞争中的垄断行为，而对一定特殊领域和行业也区别对待。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昨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询问“《反垄断法》对于烟草、石油、

能源等国有企业的规定是否很有限”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黄建初表示，现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和世界各国通行的反垄断制度是一致的。一些涉及到我国实际情况的问题，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出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