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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单子收购者是民间金融家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9日 03:17 第一财经日报

  王曙光

  在山东诸城一家肉制品公司所在的村镇上有这样一种现象:猪贩将收来的猪卖给该公司时,公司并不马上支付货款,而是开一张过磅单给猪贩,上面没有金额,只标明猪的头数和重量,并告诉猪贩几天之后拿着这张“猪单子”来换取正式发票,再去公司支款。最短的支款期是3天,通常都在5~7天,最长也有到一个月以上的。

  由于急需现金周转,这些猪贩一般都会把收到的“猪单子”马上卖给当地一些专门收猪单的人,这些收猪单的人一般会从中扣除一定的金额,然后把剩下的金额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猪贩。以5~7天的支款期,一般是1万元中扣掉30元~40元钱。目前这种现象已存在了5~6年的时间,也滋生了一群专门以收猪单为业的人群。

  对这种现象怎么看?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种特殊的业务之所以产生,其首要原因在于该肉制品公司的延期支付,正是因为农民拿不到现金,所以才不得不将“猪单子”转让给那些“猪单子收购者”,以换取高流动性。

  敏锐的金融家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有趣的案例实际上折射出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一般原理。猪贩需要流动性,所以将“猪单子”转售给“猪单子收购者”,通过他们缓解了资金周转的困难,获得了“交易剩余”,换句话说,猪贩干这种交易是合算的;不过这种“交易剩余”的获得是有代价的,猪贩需要向这些“猪单子收购者”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相当于金融体系中的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利息”,当然这个利率水平应该是一个合适的、市场化的、公平的利率水平。在这个交易中,自然“猪单子收购者”作为流动性的提供者,也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就是收取的那个相当于利息的费用。这不就是制度经济学一再教导我们的一般原理吗?一个制度或者一个交易怎么样才会达成?只有在制度或交易的参与方都能得到交易剩余的时候,这个制度或交易才会达成,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强迫或诱导。

  这里面,令人赞叹的是“猪单子收购者”们对市场机会的敏感和准确把握。他们非常灵敏地发现了这样一种增加收益的交易机会,而且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实现了这个交易,获得了利息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些“猪单子收购者”实在是伟大的金融家,是金融创新的专家。想想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山西票号老板们,他们是怎么起家的?就是靠发现长途贩运者或边境贸易者对流动性的需求而起家的。第一个山西票号——日升昌票号的创建者雷履泰,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敏锐地捕捉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创建了以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的新型金融机构——票号,这是所有现代银行的“乡下老祖宗”。我认为,这些“猪单子收购者”的才能一点也不逊于雷履泰。他们行动敏捷,精打细算,在一些不易被人发觉的领域发现市场机会并实现正当的利润。

  “猪单子收购者”的这些行为相当于金融机构中的票据贴现。贴现率或者说利率水平是一种能够体现资金供求状况的市场化利率水平,这个利率水平的获得,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市场竞争。我相信,随着诸城“猪单子”市场中第一个“雷履泰”的出现并获得可观的利润,很多人就会效仿这种贴现行为,结果这种效仿就使得原本垄断性的市场变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竞争性市场一旦形成,利率水平就会下降,第一个“雷履泰”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就会降低,最后,所有的“雷履泰们”只能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这不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市场供求和利润率平均化原理的生动再现吗?

  顺其自然

  按照7天支款期,1万元中扣除40元计算,这个市场的贴现率是月息1.714%,年息20.57%。月息达到1分7厘,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按照我国

银监会的规定,民间金融机构利率水平应该在官方公布的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超过4倍的部分,属于高利贷,国家法律不予以保护。根据当前的官方利率水平,以上的贴现率水平恰处于利率高限的边缘。当然,由于这个利率水平是经过充分市场竞争的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因为已经有5~6年的竞争历史),因此我认为相关部门不必对其进行过多的管制,尽管对其进展的密切关注是必要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必然有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它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由什么人强制产生的,哪里有市场机会和交易空间,哪里就有可能产生民间金融交易。但是,话说回来,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从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正规金融机构或者正规商业系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更为划算,更能满足市场需求。

  在这个“猪单子”交易的案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正规商业体系不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猪贩才不得不求助于非正规金融,而那些属于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猪单子收购者”只不过响应了这些业已存在的交易需求和交易机会而已。如果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商业体系没有问题,能够很好地满足交易者的市场需求,非正规金融也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而不是采取僵硬的打压手段。也许,深入探讨非正规金融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并加以积极的处置,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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