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云压城 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中国制造·突围攻略

　　这次“中国制造”危机告诉我们，在关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制造”中社会倾销之类问题的存在。如果此时仍只将此次“中国制造”危机视为贸易问题，我们将极有可能丧失一次绝好的提升“中国制造”品质甚至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机会。

　　本报记者 潘铭萱 述评

　　这一段日子，“中国制造”正面临一场大洋风暴的冲击。一些西方国家媒体针对我国部分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大肆炒作，刮起了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冷风，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声誉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时之间，漫天风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漫天风雨

　　黑云压城城欲摧

　　追根溯源，这一场风雨只是历史上黄祸论的延续，这种论调源于欧洲人久远的历史记忆，源于千年前的几场欧亚战争。1898年，混血儿马修·菲利普·希尔发表了一系列以《黄祸》为总标题的

短篇小说，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反感。1899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成为第一个东亚战胜欧洲国家的国家，使得这个词获得了非常广的普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充满不安和敌意的名词又伴随着“中国产品威胁论”在欧美复苏。最近，以美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商美泰召回了数批中国产的玩具，特别是美方指控回收的这批玩具含有铅，对儿童的脑部发育会造成很大影响为标志性事件，“黄祸论”和“中国产品威胁论”又以安全理由卷土重来。

　　然而，当我们拨开产品安全的迷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真实面孔。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增长23.3%；出口5467亿美元，增长27.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17.8%，对日本出口增长11.3%，对欧盟出口增长30.2%，对东盟出口增长32.8%。这些数字充分显示出中国制造的整体实力，同时也剌激了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神经。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持续的贸易顺差，更使得各国在享受中国低价商品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抱怨中国商品冲击了本国产业。

　　一石二鸟

　　小题大作有因由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眼里的产品质量问题迅速扩散为一场国际范围的信誉危机，其中掺杂的贸易冲突因素不可忽视。

　　以这次美泰召回了数批中国产的玩具为例，有媒体称，美泰才是此次召回的主要责任方，一味将责任推卸到产地没有道理。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则表示，中方非常重视玩具质量，此次大规模召回的玩具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属于所用的涂料和油漆含铅超标的问题，原因一方面有生产厂家在购买使用原材料和生产管理当中的漏洞；同时也有品牌的经销商在验收环节当中的缺陷。第二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今年的5月份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新的针对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标准，经销商自愿根据新的标准召回。这些玩具主要在2007年以前生产和销售的、当时符合美国标准的玩具。

　　事情还不止于此，自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先后提起28起涉华经贸议案；美国商务部公开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定、扩大对华出口管制范围；美方还首开先例，对中国铜版纸等5起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显然，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潜背景下，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被片面地夸大了。当我们再深入一层，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环境去透析，我们发现，这些贸易壁垒形式已经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贸易战，过渡到涉及宏观舆论的新型贸易壁垒。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丑化中国产品的形象。

　　对中国经济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占领全球各个角落的中国商品很多都是在中国加工生产的西方品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制造”其实是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共同打造的，所以中国制造就是世界制造。而且中国商品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长，反映了市场的真实需求和价值取向，是符合经济时代市场规律的正常增长。

　　西方某些贸易保护主义者无视事实，以中国廉价商品对当地制造行业造成冲击，使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为由，要求对中国商品进行特保，让中国充当他们工人失业的替罪羊，既击中了政府高失业率的软肋，又阻止了中国商品的冲击，可谓一石二鸟。

　　贸易保护

　　利弊互生双刃剑

　　其实，滥用贸易保护并不能解决欧美国家的高失业率问题。从利益的角度讲，欧美在属于“夕阳产业”的商品上与中国纠缠不休，对自己并没有好处。

　　贸易保护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毫不足怪。但贸易保护不能滥用，如果保护的范围、力度和时机超出了一般的常规，就成了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在各国共赢的自由贸易中，更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当本国具有绝对贸易优势时，就主张自由贸易；当遇到发展中国家挑战时，就进行设限，这种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显然有悖于自由贸易的原则。

　　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护主义的措施给本国被保护者，即某些行业、企业及其职工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保护主义又会给本国其他行业、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带来损失，比如，损害了经销商的利益、增加了消费者的税收负担等。就全球经济的角度考虑，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就是使全球经济的灵活性受到侵蚀。

　　一部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当年就是举着自由贸易的大旗，冲开了一个又一个保守的壁垒，使自己的产品流通世界，从而获得了自我发展的资源。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存度更大大提高。任何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要“开第一枪”，就不得不面对由此产生的复杂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对其自身未见得有多大好处，更会搅乱和破坏国际贸易秩序。

　　从内整治

　　重塑形象化危机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国际贸易问题导致的，“中国制造”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那么简单。

　　透过“中国制造”危机的表象，我们也看到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衡。“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背后，是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积累、低附加值的“社会倾销”。

　　与“商品倾销”不同，“社会倾销”的特征不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而是依靠高资源投入、模仿甚至抄袭已有的知识产权成果和无视劳动权利的压低人力成本带来的“廉价”商品。中国出口的大量商品，均符合社会倾销的上述特征。尤其是知识产权和劳动权利问题，前者已经成为中美和中欧贸易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后者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中国式的重商主义”。同样一件商品，“中国制造”的成本仅仅是原材料和工人的基本工资，而外国产品还要包括购买商品涉及的技术专利费用和工人的社会保险等多项附加工资成本。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

物权法和劳动法，但一方面，物权法中欠缺对非物质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尚未出台能够配合劳动法的社会保障法，这使得知识产权上的“拿来主义”和缺乏福利的廉价工资成为“中国制造”的根本软肋。这次“中国制造”危机告诉我们，在关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中国制造”中社会倾销之类问题的存在。如果此时仍只将此次“中国制造”危机视为贸易问题，我们将极有可能丧失一次绝好的提升“中国制造”品质甚至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机会。

　　所以我们认为，对国外泛起的“黄祸论”和“中国产品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击。同时，针对我国个别企业的确存在制假、售假的情况，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也要坚决给予打击，不给它们任何机会，不能让个别不良现象破坏了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和荣誉。同时，还要尽快出台和完善能够配合劳动法的社会保障法与知识产权法规。政府还需通过各种正当途径，向国际商品质量监控机构打开大门，增加透明度，强化国际间合作交流。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更多、更快、更准地了解中国制造，增强中国制造在国际的影响力，打消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疑虑，重拾对“中国制造”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