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晶 北京报道

　　一

　　正当农村轰轰烈烈开展“大包干”的时候，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决定》为发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这一年，也是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五周年。当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等，大胆、果敢、务实，为大批干部卸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包袱，他们提出的全省财政包干等特殊措施，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了一大步。1981年，善于变通的任仲夷主持广东工作，局面更是为之一新。画家李苦禅从北京来到广州，兴奋地对当地官员说，过去大革命时广东是策源地，现在改革开放广东又是策源地。

　　那时的广东可谓春暖潮涌，在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和探路者的同时，也充当着新文化的潮头，各种观念、思潮在这里聚汇、交融，一时为人羡慕、景仰。

　　广东的改革开放，让正在内地拍摄电影《双雄会》的杨在葆(饰演张献忠)心动不已，他跟剧组里的陈怀皑(《双雄会》导演)、许还山(李自成饰演者)说：“要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题材，该有多棒！”

　　恰在此时，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欧伟雄北上，带来了话剧《南方的风》。该剧是欧伟雄、杨苗青、姚柱林等人根据白云山制药厂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起用人才、靠三口大锅起家发展成现代化大企业的真实故事而写成的。广州话剧团将其搬上舞台，好评如潮。1984年国庆期间，剧组应邀到北京演出，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据说，当时演员的台词，不时被台下的热烈掌声所打断。11月6日，《南方的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观看演出并高度评价。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剧组到中南海礼堂演出，通常观众不满三百人的礼堂来了六七百人，习仲勋、陆定一、王兆国、朱穆之等领导以及许多老同志到场观看。习仲勋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大胆地演，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杨在葆看过《南方的风》以后，也顿觉耳目一新，所有的想法也似乎瞬时找到了出口。“这么好的一个题材，我当然不能放过。”他说。而欧伟雄听说杨在葆有将话剧改拍成电影的想法，也极为高兴，力邀杨在葆到广州，亲身感受一下广东的氛围。但那时单程机票100多元，这让每个月只有88.5元工资的杨在葆颇费踌躇。对方似乎看出了这点，主动提出由他们负担赴粤的所有费用。于是杨在葆与剧作家马林等一行四人来到广州。

　　这是杨在葆第一次来广州。他去拜访了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欧伟雄的父亲欧初，向这位改革先驱了解广州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做法。欧初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在后来根据《南方的风》改编的电影《代理市长》中，杨在葆扮演的代理市长肖子云，体现的正是欧初这一批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

　　尽管事先看过剧本，对南方的改革新气象也多有耳闻，但眼前的一切仍然出乎杨在葆的料想。他就住在广州的白云山制药厂。有一次，杨在葆无意中走访了一户普通司机的家。这个司机每个月的薪水有三百多块，比其他厂子工人的收入高出不少，家里面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电饭煲等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过年！”杨在葆当时真是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好起来了”。

　　杨在葆的家乡是安徽宿县，自幼生活艰难。50年代那里修淮河的时候，曾经流传着“收了大河湾，家家烙饼卷鸭蛋”的民谣。“‘烙饼卷鸭蛋’，都把它当作一个歌来唱。”杨在葆对此记忆深刻。这位曾经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关押4年、1976年才第一次穿上毛衣、第一次戴上手表的著名演员，面对如此变化自然感慨万千。他的创作激情不可抑止。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杨在葆导演兼主演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著名电影——《代理市长》——也在2个月内全部拍摄完成，创造了另一个“深圳速度”。

　　在电影中，故事的背景从话剧中的企业上升到一个城市。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代理市长肖子云在公众的支持下，雷厉风行、大胆革新，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调动群众积极性，号召集资。富裕起来的农民响应他的倡议，集资兴建了瀛江公路大桥。白云制药厂厂长则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依靠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工厂的盈利成倍增长。

　　拍摄过程中，杨在葆遇到一个随团出访的机会。那时候，出国不仅是件荣耀的事，而且单是那五百元的置装费，就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在北影那段时间的生活，杨在葆经常是一次买十个馒头串在线绳上悬空挂在宿舍里(怕老鼠来咬)，就着榨菜开水来打发三餐。但与他合写剧本的马林回忆说，“当时的杨在葆已经进入创作的亢奋状态了，没有什么能分他的心”。杨在葆一级级请假，甚至请到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那里，才最终得到批准。

　　1985年，《代理市长》上映，迅速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 “代理市长热”。有意味的是，1987年10月1日，苏联国家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这部来自中国的改革电影。杨在葆则凭借着这部影片摘取了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二

　　这是杨在葆第二次摘取了 “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在《代理市长》问世前两年，也曾经出现过一部改革题材电影——《血，总是热的》，杨在葆在其中饰演一位思维活跃、勇于创新的改革家——凤凰丝绸厂厂长罗心刚。凭借这个角色，他获得了第7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以及第4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二十多年过去了，罗心刚在《血，总是热的》一片中结尾那段激情澎湃的演说，杨在葆至今仍能完整背诵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这些话，平时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戏里这些语言正好表达出来了。”以扮演硬汉、英雄著称的杨在葆说，“一个演员要是心里头空，那他的表演准是在装腔作势。”

　　在《血，总是热的》中，能力超群的年轻设计师申华因为出身原因迟迟转不了正式工。这让杨在葆感慨良多，为此他在后来的《代理市长》中专门加了一句台词——“有才能的王八蛋都比白吃饭的笨蛋强。”在杨在葆看来，惟有这样激烈的言辞，才能重新唤醒公众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与尊重。“我们的国家靠知识、靠科技、靠文化才能前进，而不是靠出身。”他说。

　　现在来看，这部影片更像是《代理市长》的前奏。而在这部姊妹篇中，厂党委书记在深夜里和罗心刚的一次谈话，真切地传达出了那个时代乍暖还寒的气氛。那位“老布尔什维克”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忧虑，他说：“老罗：你想过没有？让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做大之后，他们是不会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的。他们下一步就会利用他们控制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向我们的党提出要求，甚至在党内寻找代理人。”

　　《代理市长》中的肖子云及其原型们——广东省的第一代改革家群体，就被很多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 “党内代理人”。

　　三

　　广东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它在孕育繁荣的同时，也背负着各种非议和指责。当时北方一家党报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广东，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

　　欧初曾对前去体验生活的杨在葆说：“改革开放，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他和梁湘、范华、等几位市委书记等人，曾受杨尚昆派遣访问香港。访港回来，由欧初执笔写了一份联名报告，谈如何参照香港的方式，解决电力问题。他们的报告还提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三千元，两年一换，而珠江三角洲历史有“自梳女”外出帮佣的传统，可设想组织人到香港做佣人，至于具体做法，可另行研究。

　　那是一个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事，在当时都可能是破天荒的举动。“姓资姓社”的争议也自然不可避免。据说，当时有人看到报告十分不满，说：“这是亡国奴思想！”不久，广东开始筹备建广深高速公路，有人又顾虑：“建了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

　　欧初回忆说：“当时广州全市的电话总共才几万台，我们提出按沙特阿拉伯的模式，引进外资迅速扩大电话容量，有人却强调保密问题，同时认为解放以来广州的电话容量增加速度已经足够快了。”

　　《代理市长》中第一个情节就是“集资建桥”，在现实中，这也确有其事。

　　据欧初回忆，当时广州市中心与番禺距离很近，但被河道隔开，来往交通不便。几位番禺籍的港商何贤(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霍英东等提出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以征收过桥费偿还投资的方案。“以前不是喜欢说‘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吗？”《南方的风》的编剧之一杨苗青说，“这才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一条金桥”。但当时的现实是，修桥铺路全部都由国家包办，因此这一措施出台时，反对之声一片。大桥建成后要收费，一些老人很生气：“我革命一辈子，为什么要留下买路钱呢？”有人干脆就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在后来的设计、施工过程中，市政府多面协调，费尽周折，才最终得以确定实施。《代理市长》中对于这一故事的展现，也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四

　　《代理市长》拍摄完成后，即在当年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公开放映，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观看后，集体起立鼓掌。“那会儿哪有在电影院里鼓掌的。都是看京戏时候鼓掌，唱歌时候鼓掌。”杨在葆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兴奋不已。

　　但在不久之后的中南海星期五电影晚会上，《代理市长》的放映却掀起了另一重波澜。当时，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宋任穷等出席观看，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看过之后，一些领导人批评说“这部电影有 ‘反气’”，直指影片中的一些台词，如“有本事的王八蛋也比没本事的笨蛋强”、“宁犯天条，不触众怒”等等，建议让主创人员修改，还强调“宁犯天条，不触众怒”这句一定要改。

　　北影厂的负责人找到杨在葆，传达了上面的意见，这让杨在葆苦恼不已。杨在葆生性耿直，直接找到当时的电影局长，问：“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很好，你看了很感动吗？怎么要改？”

　　杨在葆坚持认为，影片中的台词没有任何更改的必要。他觉得这些经过反复润色的台词才是影片的神来之笔。他敲开马林家的门，向他征询意见，马林也同意他的看法，坚持不对台词做任何修改。两人商量着联名给胡耀邦上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在马林家中，杨在葆摊开一张白纸，抬头竖写“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开诚布公地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您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信写完后，不少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托朋友递给胡耀邦。但不喜兜圈子的杨在葆，决定自己直接把信送到中南海。其实当时，他连中南海在哪儿都不知道。在《代理市长》中李玉芳扮演者陈丽明(后来成为杨的爱人)的陪同下，杨在葆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到了府右街上的中南海北门，说明来意后又被指点到了西门。可能因为当时杨在葆已经出演过好几部有影响的片子，门口的卫兵远远地就认出了他，冲着他笑。他走过去说，我有封信要递给耀邦同志。卫兵让他到传达室，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听了后说，必须要走邮局这道程序。正僵持不下之时，有个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说，“让他把信留下吧。”杨在葆抬头望了望，“同志，贵姓？”“姓张。”他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

　　“好多人后来都以为我有什么能量，还都让我帮忙递信。”杨在葆笑着说。当时杨在葆还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投书”之后就回了上海。事情过了一个礼拜，他以为不会有什么下文了。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长途，说胡耀邦已经在来信上做了亲笔批复，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等三人，让他立即回京。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上面”要求改的那些锋芒毕露的台词，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当年有一期《大众电影》还把这些台词摘录下来，发起了一场讨论。不过有了胡耀邦明文批示“保驾护航”，这部“有点刺儿”的《代理市长》从广州出发，开始了在全国大巡演的征程。

　　第一站广州，任仲夷、林若、谢非、吴南生等省委领导集体观看了 《代理市长》，市委领导许世杰、朱森林、王宗春等亲自在新华电影院嘉奖这批广东文坛的改革先锋，每人提升一级工资；在天津，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观看了这部影片，大为称赞；到武汉展映的时候，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临时有事，没能与杨在葆谋面。杨在葆还特意给吴官正写了一封信留在那，吴官正后来回信给他说，从影片中受到很多启发。

　　影片广泛公映后，大量的观众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而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杨在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如果选举的话，我一定会选你。”这让杨在葆很有成就感。

　　五

　　在《代理市长》中，肖子云在三个月的代理期内，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传统束缚和重重阻力，完成了上任时承诺的十件事中的五件。离任前他特意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这个有点竞选演说味道的记者会上，肖子云主动请缨继续代理三个月市长，以完成自己对群众做出的承诺。

　　“我们一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自己比以前进步了多少，但对外面的世界关注不够。所以在影片结尾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就举了个日本的例子，‘当年日本并不发达，如今经济上已经走到我们前面’，说明不仅要‘纵向看问题’，更要‘横向看世界’。”杨在葆说。

　　“代理市长肖子云是泰国华侨，脱去外衣时露出背后的中国版图的纹身，这是有什么用意的吧？”记者问道。

　　“当年那些华侨，一腔热忱希望自己的子女为国效力。当时，我想到了岳飞，想到‘精忠报国’的典故，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手法。”

　　影片中，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夜，繁星点点，几个人在天台上坐在一起仰望星空。这个情节后来引发了《大众电影》上连续几期的猜想。对此，杨在葆的解释是：“电影里面反映的很多问题，在当时都是没有定论的。这个镜头恰恰说明这一点。邓小平说过，改革没有回头路，但是前方是深渊还是坦途，我们都不知道。”

　　厂里职工集体跳迪斯科的情景，也是杨在葆后来修改剧本时特意加入的，“在那个时代，跳迪斯科会显得特别有朝气，有活力。那个时候，在领导里面，是根本没有人跳这个舞的，而在片子中我饰演的代理市长却跟着大伙一起跳。”

　　片中一个小伙子问代理市长，“有人说迪斯科是资产阶级的？”“不，这个舞来自民间，和我们中国的秧歌差不多。”代理市长回答说。

　　也是在1985年，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被有关部门正式承认为体育比赛项目。

　　《代理市长》中的肖子云及其原型们——广东省的第一代改革家群体，被很多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

　　事情过了一个礼拜，他以为不会有什么下文了。但有一天杨在葆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长途，说胡耀邦已经在来信上做了亲笔批复，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等三人，让他立即回京。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