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大规模推行的“网围栏”正遭到各方质疑。而在一些地方，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模式已开始兴起，牧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拆除围栏，把草场和牲畜入股，小范围地进行游牧。

　　这意味着，在内蒙古草原实行20多年的草场家庭承包的格局即将被打破，原本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草场重新联为一体，定居式的生产方式有望重新被游牧生产方式所取代。

　　苏伊拉杜的困惑

　　苏伊拉杜的额头上深深地印着三道皱纹，眼里充满着血丝。

　　他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苏旗白音塔拉嘎查(嘎查，蒙语，即“村”)地地道道的老牧民，已经放了近40年骆驼。

　　6月23日这天，他和白音塔拉嘎查的老书记策登扎布专程赶到北京，要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说自己的困惑。

　　“草场由家庭承包后，各家各户都建了围栏，我的骆驼走不出去了。有的时候骆驼进了人家的围栏，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杀了。”苏伊拉杜告诉记者，这些年，牧区的骆驼数量一年比一年下降。他自己的骆驼也从原来的700多头减少到100多头。

　　苏伊拉杜至今还念念不忘年轻时的情景：上世纪60年代，草场开阔，草也长得旺盛。那时，苏伊拉杜经常骑着马或骆驼放牧。

　　“我每天都很快活，而且整个牧区的人都有一种互助精神。”苏伊拉杜告诉记者，骆驼是一种长距离游牧的动物，自己会走得很远很远。当时，其他的牧民看到苏伊拉杜的骆驼后，都会主动告诉他，所以他的骆驼不会丢，也不会被人偷。

　　但现在不一样了。苏伊拉杜称，这两年先后有16头骆驼走丢，最后只找回4头，多数被人杀了或关起来了。更让他担心的是，草场被一块块围起来后，更加剧了草原的荒漠化。

　　“建了围栏后，一些牲畜由于吃到的草品种单一，内分泌失调，现在连铁、砖瓦和塑料都吃，牲畜数量、产绒量和肉质都下降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白旗牧民发明家苏和还告诉记者，拉了网之后，牲畜在一个地方来回走，围栏里的草不是被吃完了，就是被践踏完了。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生态学专家刘书润证实，内蒙古草原的大规模退化正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牧民定居之后。

　　由于草场沙化严重，在锡林郭勒草原近年来甚至冒出了一项新的职业，有人专门帮牧民清理棚圈和院落里的沙子，帮羊抖去身上重达几斤甚至十几斤的沙子，防止沙子吸热后烫伤羊皮。

　　“网围栏”由来

　　6月23日下午，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海山给记者展示了几张图片。第一张是围栏刚建起时的景象，当时围栏内外的草都非常青翠、茂密。但到了秋季，大量枯草被吹到围栏上，成了一堵草墙，冬季草原上常刮起七八级大风，草墙整个就倒了。时间一长，这里又成了连成一线的沙带和沙丘。

　　“它还是一个祸害，有了这个东西，骑马、骑摩托都很难从这里过去。”海山说，围栏这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围栏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建的呢？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恩和教授告诉记者，内蒙古有33个牧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自上而下在33个牧区全面推行“网围栏”，是因为一些官员和学者片面地认为，在牧民中存在着三种错误认识：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

　　“但事实并非如此。”恩和解释说，在牧民们看来，草原不能逐块定价，其真正价值是在整体上实现的。至于“放牧无界”，恩和称，多年以来，牧民们在草原上放牧是有界线的，某一块草场是谁家的冬季牧场、春季牧场或夏季牧场都是有界限的，只是没有立桩子。

　　据恩和介绍，牧民们之所以不围栏，是因为草原气候和灾害是多变的，不能固定地拉一个网。“有没有滥牧的？当然有。”恩和认为，滥牧的大多不是原住民。

　　草场有偿承包到各家各户，在当时还有一句形象的话：“人吃牲畜的大锅饭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要解决牲畜吃草的大锅饭问题。”恩和回忆说，当时还有一些学者搬出了哈丁的“公地悲剧论”，认为草场只有分到各家各户才能得到保护。

　　“哈丁理论所针对的人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私利和利益最大化的，但牧民不是这种人。”恩和解释说，牧民把整个草原看成他的家园，历史上，游牧生产方式给草场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本身就是对草场资源的保护。

　　去年8月，《人与生物圈》杂志编辑部主任郑宏等人曾考察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五旗，并访谈了20位牧民。“发现牧民的感受与实施政策的愿望差距很大。”郑宏说，有关草场承包和围栏问题是牧民们谈得最多的，大部分人认为草场承包以后有了生产积极性，但同时承包使得草场越来越小，无法再游牧，围栏的出现也让牲畜很难再走出去，完全打破了不同季节使用不同草场的放牧方式。骆驼和马因为需要大范围草场，因此在承包后被淘汰，数量锐减，甚至有的地方牛也被淘汰，草原上长期培育的优良畜种在丢失。

　　另外，承包后还出现了出租草场的现象，一些牧民不会经营，很快没了牲畜，只好出租草场度日。外来的租户超载放牧，造成草场进一步退化，一些牧民也因此返贫。

　　白音塔拉嘎查的改变

　　不过，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嘎查突破行政命令，并没有完全把草场分到各家各户。

　　“当时我是白音塔拉嘎查的书记，20世纪80年代推行草场承包时，我挑了三块最好的草场共10万亩，围了起来，但并没有分下去。”策登扎布告诉记者，当时考虑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在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把全嘎查的牲畜带进去，这样灾年就可以度过了。而在平时，这块草场的收益作为公共收益，每个牧民也都可以分享。

　　在草场承包初期，策登扎布就认为，把草场都分到户不利于放牧。于是，白音塔拉嘎查以3至5户家庭为一个作业单位，组成20多个生产小组，几个邻近的生产小组再组成一个大的作业组。

　　策登扎布将白音塔拉嘎查的做法称为“统分结合”。牲畜品种改良、疫病防治、防灾都是统一起来做的，比如，统一建了四个药浴池，对各家的羊只进行药浴。遇到灾年草料不够时，策登扎布还会组织牧民到200公里外的草场打草。

　　集体草场的盈利主要用于牧民防病治病和开办学校。“我们办过马背学校，也办过中学。有的学生如今已读到了博士，有的成了大学教授。”策登扎布说，嘎查党支部还组织牧民学习先进的生产经营技术，出钱请城里兽医站或改良站的技术人员给牧民们讲课，办培训班，还购置了65台风力发电机，如今，全嘎查家家户户都看上了电视。

　　“不过，这种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在新牧区建设中还能不能适用，我不知道。”策登扎布对记者说。

　　“动与定”的路线之争

　　内蒙古的自然条件极端、敏感而多变，灾害频繁发生。刘书润认为，生物要适应这样的环境，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强个体和种群的变异性，随环境变化进行调节；二是进行长距离游动，变换生活环境。

　　“草原上的大型动物都善于奔走，能够大范围游动。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是这样，蒙古族就是一个游动的民族。”刘书润进一步分析，草原上的一切都围绕“动”来生存，以动换来草原的稳定、牧民生活的稳定和牲畜的稳定。

　　刘书润说，但现在“定”字占了上风，结果草、牲畜和牧民收入都不稳定了，尤其是草场下面的土更不稳定，动辄就起沙尘暴。

　　有关草场的理论分析认为，牲畜对草场的作用，践踏一般强于采食。经常移动的蒙古包周围由于放牧较轻，加上牲畜粪便的滋养，草原很快恢复，甚至长得比原先还好。而围栏内和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很容易就被牲畜踩坏了。定居点周围没了草，就更增加了牲畜走动的距离和时间，加强了践踏力度，退化面积和强度越来越大。

　　但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认为，游牧就是逐水草而居，也可以说是靠天养畜，牲畜死亡量大。“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是为了减少靠天养畜。”贾幼陵在“从草原环境与发展看本土文化的价值”报告会上发言时认为，围栏是英国16世纪圈地运动时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保证牧民用地。现在我国游牧的只有青海玉树等地，他们没有条件定居，对内蒙草原的定居非常羡慕。

　　“到底是游牧好还是定居好，很难一刀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研究员赵献英认为，草原问题需要管理者、科学家、当地居民等各种声音，这就是生物圈的理念。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李青丰认为，围栏仅仅是草地管理的手段，不能把所有的后果都归结在围栏上。

　　“牧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复合系统，其中包括生态、社会、经济，更包括了文化。”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胡敬萍指出，草原是牧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关乎中国、亚洲甚至世界的生态安全，不能简单地用GDP来评价这个地区，而是应该有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更加客观科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