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需要市场回归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苏州模式”一度成为兄弟省市拷贝的对象。然而，苏州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孕育风险，且不说能源、环境的巨大代价，所谓“只长骨头不长肉”、“只富官商不富民”，这种刻薄的评论也令苏州经验备受争议。“靠吃补药来强身，紧咬增长不放松，不管三七二十一，总量上去上成绩。”这里形容的就是“苏州模式”。显然，正如最新一期《南风窗》所提到的，“苏州模式”走到今天，已经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

　　众所周知，“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民营经济，政府的“无为而治”，使得温州在“市场主导”下巧妙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温州模式”相比，“苏州模式”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政府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应该说，要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政府主导”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由选择。然而，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政府主导的产权界定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由于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主导下相继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反面。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相继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出现很大的波动，甚至大幅下降，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仍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研究者发现，这些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就像顽疾一样挥之不去，“政府主导”下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裙带资本主义，使得这些拉美国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苏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GDP经济”，对经济总量的追求是其核心目标。然而，尽管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但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

　　在这一方面，“苏州经验”显然成了一个反证。一篇名为《贫困的苏州》的报告指出，苏州在创造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贫困”的现实———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苏州这样一个被称做“人间天堂”的地方，很多人却并没有想像中的富庶，虽然苏州的GDP一度超过深圳，排名全国第四，但人们并未更多考虑如何创业，而是纷纷加入报考公务员的洪流中。

　　此外，时至今日，苏州已经演化成了一个高度依赖外资的外生型经济。这些年来，苏州经济增长70%来自于外商的贡献，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民族工业日趋衰弱，比如，苏州风光一时的“四大花旦”就已成为明日黄花。为了留住外资，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不惜“媚商”，在外资的控制下，政府也不免堕入“打工仔”的窠臼。

　　《南风窗》特约撰人龚浔泽提到了一个如何规避“拉美化”的问题。在“苏州模式”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应摆正位置，逐步退出直接的市场干预，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提出“第三条道路”，赵晓把它概括为：不机械地等待市场制度的成熟，不机械地等待本地企业家的涌起，在市场和政府均不太规范的情况下，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固然有道理，但让政府管起来很容易，一旦形成利益集团，要政府放手，就难了。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苏州模式转型的关键一步，正在于此。　　

　　-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