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上海经验：NPI孵化NGO

　　穆之

　　北京以上课培训来为NGO发展提供协助，NPI更多地采用一对一的服务，帮助它们做战略规划。吕朝认为，对NGO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提供不同的咨询服务

　　5月17日到20日，上海NPI(非营利孵化器)主任吕朝应邀参观考察了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乐施会等NGO(非政府组织)。与吕朝一起考察的还有西部志愿者网络、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云南省扶贫办等机构的人员。

　　这是香港乐施会资助的项目，目的是增加内地对香港NGO筹款、内部治理以及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内容的了解，以帮助国内NGO加强能力建设。

　　NGO被称之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近年来，国内NGO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诸多公益性非政府组织。

　　“对于NGO在国内的发展，前些年还有些争议，现在已经没有，都认为应该发展NGO。”吕朝说。

　　孵化NGO

　　吕朝曾经担任民政部下属《公益时报》总编辑，并因此进入NGO这一领域，后来又进入北京NPO中心。

　　2005年年底，北京NPO中心接到被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邀请，希望能为浦东新区NGO发展献计。

　　“他们希望在上海复制北京NGO的模式。”吕朝说。

　　2005年，浦东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主要内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收缩管理范围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公共服务的空白。

　　“政府方面看到了NGO的功能，认为这应该由NGO来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朝创办了NPI。

　　“北京NPO更多是为其他NGO做能力建设、咨询服务。到了上海，我发觉相比较北京，上海的NGO数量相对少一些、质量相对低一些。因此，我们更多是参考企业孵化器的做法，来发展上海的NGO。”

　　吕朝的逻辑是，浦东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大量的比较强的NGO，而要涌现出大量NGO组织，就更需要NGO“孵化器”。

　　2006年2月，在政府支持下，NPI很快就注册为“民非”。“民非”就是“民办非企业组织”。

　　在国内，NGO注册有三种选择：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民非’很难注册。北京NPO中心也只是注册为企业。注册难的问题在于政策法律环境以及NGO的公信力和能力难以赢得政府的信任。”吕朝说。

　　NPI成立之后，主要提供5项服务：免费场地、提供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注册协助。

　　“我们的场地，政府现在给我们补贴，我们再免费给其他NGO提供场地；办公设备，比如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刚创立的NGO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很多NGO缺乏经费来源。”

　　北京以上课培训来为NGO发展提供协助，NPI更多地采用一对一的服务，帮助它们做战略规划。吕朝认为，对NGO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提供不同的咨询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小额资助。“我们从政府和国际资助性组织那里募集资金来资助他们。”目前，国内NGO没有公开募集资金的渠道，资源来源匮乏。而NPI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资助性组织，政府住房补贴、企业筹款。

　　另外，由于政府对NGO不了解，NGO创立时很难获得“民非”的注册。“我们可以在政府和其他NGO之间架设桥梁，帮助他们与政府沟通。”吕朝说。

　　目前，NPI已经引进妙心家政(给外地来沪务工妇女提供家政服务培训)、渐冻人俱乐部(为上海肌无力病人提供帮助)、新途社区健康服务社等。

　　资料显示，近年来，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在区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浦东新区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共有516家，其中社会团体15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361家，分布在劳动、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

　　2005年，浦东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确定了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

　　经不完全统计，2004年浦东新区共有14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2228.2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2005年共有15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4197.3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出资总额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88.37%。

　　国际NGO的角色

　　国内NGO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法律环境的改善和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因为国际NGO的支持和资助。

　　从2004年开始，香港乐施会将民间组织作为独立议题，主要在支援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促进政策法律环境和推动公众民间组织的理解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据了解，香港乐施会2006年~2007年内地项目的预算中，有346万港元投入到民间团体的发展。

　　乐施会中国内地项目经理王云仙博士介绍，支持NGO能力建设主要是帮助NGO对社会视角的培训，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做一些人力资源培训、资源动员和财务管理。

　　香港乐施会一方面通过中介机构向NGO提供小额资助(一般在2000~8000元)；另一方面直接支持草根组织，金额一般在5万元以下。

　　像香港乐施会一样，还有其他国际NGO在推动内地NGO的发展。加拿大公民社会、福特基金会、香港社区伙伴、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都在其中。

　　其中，福特基金的“好邻居”项目，每个资助1万美元，世界银行的小额资助1万美元，还有“中国发展市场项目”从100家中选出10家NGO，每家资助20万元人民币。另外，国内的扶贫学校也在资助其他NGO的发展。

　　不过，国际NGO的进入也使得NGO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此，有人提出，要加强管理国际NGO在国内的活动。

　　NGO面临的难题

　　乐施会NGO发展项目官员岳耀介绍说，最近几年，国内NGO蓬勃发展，尤其是草根力量。数量增加，另外，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尤其是在西部，比如贵州、甘肃出现很多志愿者组织。

　　这些志愿者基本都有全职工作，参加活动都是业余时间。贵州有十几家志愿者团队，比如民间助学会，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且有固定的筹款活动，每年一次的烛光晚会，固定的资助学校资助对象，队伍也相对固定。

　　岳耀介绍说，在这些志愿者组织中，还有走得更远的，已经投入专职人员。

　　贵州大山助学会已经投入专职人员负责组织运转，但是没有一分钱行政费。不过，这些组织也面临困难，比如组织稳定性，“很多人认同理念，但不一定认同组织。”

　　目前内地NGO一直没有突破名分、募集资金渠道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另外，国内NGO除了几个大的公募基金比如青基会等可以公开筹款，其他NGO都不能公开募集资金，因此资金来源很困难。另外，这些机构组织很小，能力建设也比较差。

　　上海通过孵化器帮助NGO组织的做法，也许能为国内NGO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