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祝如何重启浙江引擎

　　本报记者 韩彦 杭州报道

　　坐出租车从萧山机场到杭州市中心的人常常会有惊魂之感——为了争分夺秒，司机以每小时130公里的车速，一辆辆逼近前面行驶的车，再看准空当伺机超越，时而会在即将追尾的一刹那突然踩上一脚急刹车猛打方向，真是险象环生。“现在开出租的司机多来自周边区县，他们觉得跑快点就能多赚些钱。温州的司机比他们开得还要生猛。”一位在杭州开了27年出租车的北京老乡告诉我。

　　灵活、求快、见缝插针，这非常类似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在过去二三十年依托体制优势自发形成的粗放发展模式，但随着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之后，浙江的司机们会发现，这一驾驶习惯除了会增加油耗以外，带来的可能还有预速不达的结果。

　　下车伊始

　　春夏之交的西子湖畔，小猴乐乐的形象随处可见，这个貌似孙悟空的动画人物是第三届杭州国际动漫节的吉祥物。动漫产业是浙江新一届省委书记赵洪祝上任两个月来在新兴产业中发现的最大亮点。

　　乐乐的虎皮裙上写着两行字“精彩动漫，和谐生活”这两句话的背后恰恰暗合了新任省委书记在本届党代会发言中将会提到的两个工作重点——产业创新与关注民生，从而完成整个浙江“全面实现小康，继续走在前面”的目标。

　　5月3日，新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亲自跑去参观了两个多小时，他穿行于一个个展位间。在浙江省动漫企业的展台前，他不时停下来观看作品，非常细心地询问着动漫制作流程以及市场推广情况，兴致之高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是上任两个月来他在全省最为欣赏的新兴行业。“浙江资源紧缺，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必须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产业上。浙江经济实力较强，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资源丰富，体制机制灵活，创业环境优良，完全具有发展动漫产业的优势条件。”他在参观后说。

　　从总后勤部扎兰屯军马场卫生员开始职业生涯的赵洪祝，自1976年10月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农牧场管理局党委常委，走上领导岗位，一直从事党务工作。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扎兰屯农场党委副书记到中纪委副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及至中组部副部长。直到今年两会后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60岁的赵洪祝第一次作为一把手接下一省父母官的大印。

　　新书记鲜明的作风很快便令人印象深刻，在4月份一个月内，他就完成了对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舟山、温州、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丽水等11个地级市的调研工作。

　　起初的几次调研中，赵洪祝常常比计划的时间提前十几分钟就从招待所赶到省政府门前，坐上了那辆柯斯达，头一次让书记等候的经历，让随行人员尴尬而惊讶。“他特别随和，还常常主动拉我们合影。”一位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说。

　　赵洪祝对民生的关注细致入微且一针见血。在温州，他听完汇报谈过创新后又加上了两点意见，一是山区的三个贫困县要尽快脱贫，他让市委市政府设计出一户一策的脱贫方案来；二是要把防治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心上，不要再像前几年台风泥石流那样出人命。温州市一些领导的神情马上严肃起来，赵书记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浙江很富，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很大。在丽水西溪村、衢州乌溪江库区农民下山脱贫小区，他说：“如果我们解决了欠发达地区实现全面小康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

　　大家也感受到新任书记了解和解决浙江经济发展极限的急切心情。

　　一位接近赵洪祝的人士告诉记者，赵洪祝曾提到，离京之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打给他一个电话， “主要意思是说浙江是出口大省，也是贸易磨擦的最大省份，希望他到浙江以后能在治理仿冒名牌、提高技术含量、减少出口贸易磨擦方面做些努力。书记对此非常重视。”

　　在宁波，他念了一段临行前专门向经贸委要的材料，上面是浙江省的知名品牌，然后说：“我们这么多品牌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海尔，更不要说与国际品牌比了。”继而引伸到仿冒、出口的问题，很严肃地提出要靠创新做强自主品牌来转变增长的方式。

　　在台州的民营企业飞跃缝纫机厂调研时，他听到老板邱继宝说，飞跃已经在德国建了研发中心，一台飞跃牌工业缝纫机在国际市上卖得比宝马车还贵，并且今后的目标是全球范围内要做到每百公里内都能提供产品和服务时，眼前一亮。书记调研归来不久， 《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就出现了关于飞跃集团的报道。

　　资源极限

　　近年来由于土地、能源和劳动力在资源严重匮乏下的急剧涨价已经使薄利多销的温州小企业变得无利可图，纷纷倒闭。1988年前在浙江注册总计7260家私营企业，目前存活下来的只剩1078家。到了“十五”末，相比江苏、广东和山东，浙江经济已经显现出后继乏力的迹象。

　　“目前这一轮的经济增长是以能源、钢铁这些国家大型重点项目引领的，而最近30年来落户浙江的国家级大型生产项目只有镇海炼化一个。而由于土地匮乏也使浙江难以招商引资到航空、芯片这样的大型外资投资项目，浙江全省的招商引资量还不如江苏省一个吴江县。”浙江省经贸委综合处处长周必健告诉记者。

　　他在2005年3月呈交省委的一份《关于工业形势的汇报》中说：“浙江工业的增速在2004年5月已经达到1998年经济启动以来的峰点，之后便进入迅速回落的通道，发展趋势严峻。”

　　这份报告首次指出，伴随生产减速，企业利润增长逐月减缓，全省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幅已在全国忝陪末座，国家考核的7项经济效益指标综合指数从原来的全国三甲跌落平均水平以下。

　　增速减缓与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则是浙江的资源已经快被开发殆尽了。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葛立成在《浙江蓝皮书(经济卷)》中指出：“‘十五’期间，浙江GDP年均增长12.8%，高于‘九五’时期约2个百分点，但耕地面积却年均减少48万亩，相当于 ‘九五’时期的2.2倍。”

　　记者在浙江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浙江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浙江出不来大企业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地。前几年宁波等地为了招商还曾标出3、4万元/亩的价格，而今年温州的工业地价已经高达平均150万元/亩。“2005年省委说浙江的土地还有8年可用，‘十一五’以后怎么办？”周必健说。

　　葛立成提供的数据或许可以进一步揭示浙江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对水、煤、电、石油等资源的消费强度也急剧飙升。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由 “七五”和 “八五”时期的1.78亿元和1.39亿元，提高到了 “十五”前四年的3.35亿元。高消耗带来的是高排放和高污染，2004年全省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比2000年增长31.9%、80.5%和67.2%。

　　在去年的两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凤凰涅 ”与“腾笼换鸟”之计。即壮士断腕，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引导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让产业和企业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并提倡企业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但靠民营经济起步，因集群经济得到发展，以“老百姓经济”为特色“花钱买不管”的浙江企业多年来一直是在用自己的性格同化着所有管理者的思维。

　　当地文化造就的浙江人宁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也不愿与人联合；过于灵敏的商业头脑使老板们更易嗅到市场上交易间的获利机会；而吃苦与敢为人先的精神则使他们仍然愿意去挣别人视为鸡肋的钱。这使大多数企业只要有一点利可图也愿选择将简单的模式平铺复制而不愿打地基盖高楼。

　　与此同时，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遥遥领先似乎可以直证这个省在财富创造与分配之间的均衡程度，“藏富于民”的观念根深蒂固，要想将它引离原有轨道，谈何容易。

　　“没有转型，很有可能‘十一五’将会成为浙江近30年来辉煌发展的拐点！”从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在今年2月在《浙江经济》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得非常直接。

　　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数字让刚刚到任的赵洪祝大吃一惊，全省投资额虽然在总量上仅次于江苏、山东和广东，但同比增长降到了全国末位。而7项指标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位列全国倒数第三；全员劳动生产率得分亦是倒数第一。赵洪祝不相信这个数字，着令有关部门仔细查证，但数字再调整，浙江就算不是最末，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两难转型

　　问题相当复杂，而事实上，浙江省各部门官员们很难为赵洪祝提供出一整套全面且互为对照来反应全省经济运行与能源代价方面的数据。“统计基础的薄弱和监测数据的缺乏，使我们难以及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作出动态评估。”葛立成告诉记者。

　　更大的困难还存在于地方官员、研究界人士和民营企业经营者们的观念上。

　　“一些地方官员将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简单地等同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两者并不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断言浙江已率先转变增长方式。”葛立成直言不讳。

　　“只要遵循浙江省一直以来的发展规律，做好服务性工作，在投资教育、健全法制、保护知识产权等软环境建设上做好工作就能把它搞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晖认为，“如果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市场，而不是遵循市场规律，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在一个自由市场机制下，投资者自己会选择一种最佳的要素组合模式，究竟选择劳动密集型还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相对市场价格的变化。”汪晖说，“如果企业整天与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市场、客户打交道，那就有问题了。”

　　他觉得浙江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错。2006年11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杭州市位列榜首，杭州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平均每年8天，而在中西部一些城市企业每年要花三个月的时间与政府打交道。

　　很多人相信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不会动摇市场化取向。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浙江省主委吴国华对记者非常果断地表示：“在社会资源应该通过市场还是政府来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点上，浙江的市场化取向是一定要做得更彻底而不能动摇的。”他说：“浙江在土地、劳动力成本上与其他许多地方相比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我们的竞争力就是政府的服务，我们需要做好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营造好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吉利集团的事例对吴国华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去年省里领导去吉利考察后曾让省经贸委好好研究如何从政府角度扶植吉利，但开了几天的会最终也没拿出实际的措施。因为土地确实不能再给了，在其他方面太明显的倾斜比如像芜湖或北京那样制定对本地产的车有利的出租车准入政策，又不符合浙江省一直以来对企业的市场化态度，会打破一直以来的平衡。

　　但是在新兴产业的层面，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扶持。赵洪祝认为动漫产业，它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核心资源是人才，一不要土地，二没有污染，是一个典型的换鸟成功案例。在地价惊人的杭州高新区南部，占地6.61亩的白马湖卡通城作为寄托浙江省文化产业振兴与经济转型重任的“十一五”重点项目，已在4月底破土开工。人们预计今后可能会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为创意产业腾笼的举措。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