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非政治化的经济对话

　　本报特约观察员LoganWright记者 安士莲/文

　　北京时间5月23-2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人民币升值呼声四起，美国财政部、贸易保护情绪升温的国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似乎都在给中国代表团布雷。而中国副总理吴仪则担任着“拆雷”的重任。

　　虽然吴仪副总理强调 “将美中贸易关系政治化是不可取的”，但是这场战略经济对话却差不多都是关乎政治。美国国内政治几乎在经济外交中占了主导地位。总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及国会把对全球化的恐惧及愤怒转而发向了国外，寻找替罪羊。而中国则试图保住“全球工厂”的地位，并创造就业，保持国内社会稳定。

　　财长鲍尔森及中国代表团都非常尽力，使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看上去更加辉煌一点。鲍尔森重复强调对话的“切实成果”，而吴仪则用“圆满成功”形容这次对话。

　　本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

人民币汇率问题，除了中国人民银行在5月18日提前宣布扩大人民币升值浮动区间以外，没有任何进展。尽管鲍尔森说道“我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步伐”，鲍尔森鼓励或敦促中国利用好交易区间拓宽的时机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步伐，但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却不一定允许中国这么做。

　　尽管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7.4%，但没有损及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人民币问题在中国国内或许也是一个“烫手的按钮”，因为它还涉及到国内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就业问题。近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技研究所一份题为 《人民币升值对就业的影响评估》显示，如果人民币再升值5%-10%，非农产业将消失350万就业岗位。这还有可能导致出口产业的不良贷款上升。

　　美国国内也许有人认为《舒默法案》是导致中国2007年外汇改革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力。这样推断，那么再出一部货币惩罚法案也应该同样有效。但是他们忘记了，外界压力对中国政府而言只能起到 “设定日程”的敦促作用，而不会从根本上引发“改革”。

　　整体来看，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中国整个的政治体系，远比单个的领导人来的保守。

　　美国对战略经济对话的期待就是，借此机会直接向中国的高层，抱怨其巨大的贸易赤字，而中国则利用这次对话向沮丧的美国国会阐述中国对双边贸易关系的看法，并婉转的开导美国不要把贸易赤字全都归罪于中国出口行业，也要适当的提高本国国内的储蓄率。

　　中国同意取消海外证券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备壁垒，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信用卡及贷记卡业务，同时还将QFII限额由100亿美元上调到300亿美元。但是国外专家认为这种力度还不够，尽管外资银行业服务范围更广了，但是国有银行外资股份的上限并未撤销。

　　双方还在航线数量、清洁能源及环保问题上达成共识。不难发现，这些离美国国会探求的贸易及货币问题的距离都不是很近。

　　虽然中国就

食品安全作出了承诺，但是农业问题，比如对华牛肉出口问题，仍然没有实质突破。

　　为了解决全球失衡，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做痛苦的内部调节(中国应该改变其出口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美国应该提高其储蓄率)。但是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因此，这场对话更像是一个政治剧院。中国不愿挑战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霸权。中国至少需要有10-15年的时间完成内部的经济转型。

　　中国低调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软化美国经济惩罚立法就变得有点难度。美国国会想要寻找贸易失衡的“捷径”或希望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并不是不理智，而是不实际。吴仪副总理将利用自己的感召力以及中国国内配合的政治措施，平息国会的怨气。

　　在一个充满政治背景的政治舞台上，战略经济对话的存在面临一个问题，这种对话机制在政治上是否可持续？如果屡次没有实质性进展或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两国国内的政治摩擦将使双方都失去会谈的兴致。但是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于长期战略关系而言很有帮助也很有必要。

　　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于长期战略关系而言很有帮助也很有必要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